本文转自 | 欧陆思想联盟
在战争阴云密布的今天，哲学可以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哲学家的选择。回顾近百年历史，大多数哲学家在大义名分之前，还是守住了底线，谴责侵略扩张的战争行径，倡言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友爱与和平。但我们也很遗憾地看到，像海德格尔这样伟大的哲学家，在政治判断上却荒腔走板，陷入与纳粹的纠葛。无独有偶，作为日本现代哲学代表的“京都学派”诸哲人，也在日本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或深或浅地陷入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迷途，他们的拥战言论，在当时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战后更引发漫长的争议。
徐英瑾老师的这部《哲学与战争：京都学派六哲人思想素描》，对京都学派的核心思想做出详尽解析，同时批判性地考察其哲学观点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复杂关系，力图用京都学派自己的哲学，去批判京都学派成员在二战时期的拥战言行。
这是一部深思历史的著作，也是一部直面当下的书。正如徐英瑾所说：
“对于日本京都学派战时政治言行的哲学批判，具有一种超越日本地域的普遍性意义。这就好像给一具因罹患癌症而过世的日本病人的遗体做解剖：作为医生，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死者的国籍，而是癌症本身。”
以下内容，摘选自本书导言“从海德格尔到京都学派”。
从海德格尔，到京都学派，
哲学家为何一再走入鼓吹战争的迷途？
1.
1933年5月27日，德国弗莱堡大学的一个大厅里，在一个月前升任校长的大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向教职员工发表演讲，大谈师生应当如何在纳粹党主导的新国家体制下进行劳动与军训，并运用知识为国家服务。外界很难将他此刻的言行视为其在不可抗的政治压力下的作秀——因为早在5月10日，他就积极参与了大学图书馆外广场上的焚书活动，而被焚烧的正是犹太知识分子写的书籍，连带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读物。同时，海德格尔亦开始忠实地在校园里执行希特勒政权的其他反犹政策，比如禁止他的学术恩师、现象学运动的“掌门人”胡塞尔踏入校园借阅资料——而这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尽管在1934年4月海德格尔就辞去了弗莱堡大学校长的职务，但是此后，他在出席私人聚会时依然喜欢别着纳粹胸针，甚至还曾写信给纳粹教育部，建议让政治上可靠的纳粹党员带领青年学生参加训练营。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海德格尔不断的政治表忠并没有让他获得“劳役免征”的待遇（得到这个待遇的知识分子可以不去挖战壕）。这本是促使他自我反省的契机，但他在战后依然拒绝为自己在纳粹时期的言行道歉——尽管马尔库塞、德里达、萨特等哲学家都对此明确表达过不满。于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最大谜团便浮现了出来：为何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海德格尔竟然是个铁了心的纳粹？而且是一个连“对不起”都不愿意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海德格尔哲学是否会带来某些不可控的政治风险呢？海德格尔哲学真的“有毒”吗？
现在让我们看看硬币的另一面。尽管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但几乎没有人怀疑法国哲学家萨特对于反法西斯事业的忠诚。他在1940年德国入侵法国后被德军俘虏，当时他是一名气象兵，侥幸逃脱之后他依然积极在文化战线上开展抵抗活动。然而，如果有人将萨特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与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做一个对比的话，他会惊讶地发现：两本书的概念结构实在是太像了！譬如，海德格尔区分了“此在”（也就是人类个体）与“一般存在者”（也就是诸如动物与一般无机物那样的存在者）：前者能够对“存在”的意义有所领会，而后者却不能。无独有偶，萨特亦区分了“自为的存在”（也就是存在方式可以随时自由变动的存在者）与“自在的存在”（也就是存在方式与固定本质彼此绑定的存在者），并且认为：人之为人的尊严，就在于其是“自为存在”的。从这个角度看，追求自由，便成为海德格尔与萨特两位哲学家的共通主题。具体而言，“自由”在海德格尔术语体系里的说法乃是“本真存在”——在这种存在状态中，此在摆脱了人云亦云的闲谈所造成的某种“常人”状态，而能在面对死亡的生存论觉悟中做出自己的人生决断；与之对应，在萨特版本的“本真状态”中，“自为存在”也被期望能摆脱某种来自他人灌输的“自欺状态”，由此觉悟到自己拥有他人不可剥夺的无限选择的自由。
虽然上面的哲学描述非常抽象，但内藏的理论意蕴显然与极权主义的说教格格不入。当两位哲学家都要求个体悬置他人的裁断，并按照本心来规划人生道路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允许个体去接受戈培尔的洗脑，心甘情愿为法西斯的军事机器的运转提供思想润滑油呢？从这个角度看，萨特的哲学与其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是彼此融贯的，而海德格尔的哲学与其实际的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则显得扑朔迷离。同时，哲学语言的抽象所导致的下述这些在政治上彼此冲突的行为，都能够被视为海德格尔哲学的实践：
（1）正因为海德格尔要求我们去悬置“常人”的意见，所以，我们要去悬置“恪守《凡尔赛条约》”这样的“常人”之音，并要为德国军备重整做积极准备（如纳粹的宣传机器所鼓吹的那样）。
（2）正因为海德格尔要求我们去悬置“常人”的意见，所以，我们要去悬置“军人就要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这样的“常人”之音，并像施陶芬贝格伯爵那样秘密准备行刺希特勒。
那么，到底何种解读符合海德格尔的本意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意见或许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惊讶：如果我们将自己仅仅限定为哲学学习者而非思想史研究者的话，在这里我们所要悬置的，恰恰是搞清楚海德格尔本意的冲动。真相毋宁说是这样的：哲学作品一旦完成，就会产生某种有趣的“异化”现象，因为文本自身的理路会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作者的主观掌控范围。即便哲学家在自己的作品里添加了“私货”，这些“私货”也必然会受到文本逻辑自身的制约，并在文本后续的逻辑演化中慢慢被边缘化。
按照上面的思路，即使海德格尔在自己的文本里塞入了对以美国文明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资本联合体的仇恨，并将这种仇恨聚焦于犹太人身上，在逻辑上也推不出应当去支持纳粹。毋宁说，纳粹主义包含了比单纯的排犹主义更多的内容，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军事霸权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又恰恰是以强大的工业为基础的。因此，纳粹德国自己的军工复合体本身就是另外一个科技—资本联合体，只是规模要小于其在美国的对应物罢了。从这个角度看，既然海德格尔在其主流哲学文献中没有明确支持过纳粹，而这种支持又会导致其思想体系内部的不融贯，那么，从哲学文本的角度看，海德格尔哲学就不是一种纳粹哲学。至于海德格尔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亦不应当成为我们判断其哲学走向的主要根据，正如叔本华在私人生活中的刻薄寡恩不足以让我们去怀疑其哲学文本中表现出的慈悲情怀乃是惺惺作态一样。
然而，如海德格尔这样伟大的哲学家，在政治判断上却如此荒腔走板，的确让人痛心，因为这实在太不符合公众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的期待了——且不说我们对于人文知识分子“伦理底线”的期待，他们至少应该是有“常识”的吧。但这个期待是合理的吗？难道真的是“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吗？
无独有偶，在海德格尔以“热脸贴冷臀”的精神试图说服纳粹高层接受他本人对于纳粹运动的哲学解释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以“京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日本哲学家与日本法西斯政权之间的合作，在层级与规模上都要更进一步。
现在就请读者在心中设想一个地球仪，然后以河南洛阳为中心，在保持纬度大致不变的情况下向东偏移大约一个时区——这大致就是日本京都的位置（顺便说一句，在日本古代，京都也被视为拷贝版的洛京）。下面我们就要离开海德格尔所在的弗莱堡大学，去离我们近得多的京都大学走一遭。
2.
那么，何谓“京都学派”？
粗略而言，京都学派乃是一个以京都大学为中心、试图将欧陆哲学的话语结构与佛教精神实质相互结合的哲学流派。其核心人物为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其他人或多或少都受其教化或影响，立场虽然不一，但都以各自的形式发展甚至批判了西田和田边的思想，因此可以视为一个边界模糊的整体。京都学派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作为日本现代哲学的代表，以其迥异于西方哲学的“绝对无”的思想立场，为世界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也愈来愈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另一方面，京都学派的一些成员的学术旺盛期，正值日本迈向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而他们在战前与二战期间发表的拥战言论，在当时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战后更引发了漫长的争议。可以说，如何理解和看待京都学派，不仅是一个思想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如前所述，海德格尔与纳粹的接近基本上是其个人行为，并非某种组织引导的产物。与之相较，日本人行为模式中的“组织性因素”更为明显，京都学派与日本政府的合作往往依托于某种组织作为中介。举例来说，1933年日本成立了一个叫“昭和研究会”的智库组织，实为曾三次出任首相的近卫文麿的幕僚团。这个组织大肆鼓吹建立所谓“东亚协同体论”，为日本在亚洲业已展开的侵略活动涂脂抹粉。一向被视为京都学派左翼的三木清也一度被牵涉到相关活动中去。京都学派的首席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则和近卫文麿保持着某种特殊的私人关系（后者曾听过前者的哲学课），西田本人甚至还给裕仁天皇做过“御前哲学讲座”，大谈日本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需扮演的角色，可谓如假包换的“帝王师”。京都学派的二号人物田边元则利用自创的“种的逻辑”所提供的哲学资源，论证“大东亚共荣圈”的“合理性”，成为战时极为活跃的一位哲学家。思想更为右倾的高坂正显、高山岩男、铃木成高、大岛康正等人，以及看似云淡风轻、大谈“虚无主义问题”的西谷启治，则和日本海军的米内光政、高木惣吉等军人交往默契，成为海军方面在人文学界的铁杆盟友。在京都学派中唯一一位彻底与法西斯主义割席的哲学家乃是户坂润——不过，由于其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他一向被视为京都学派的外围，甚至是京都学派主流思想家的最严厉的同时代批判者。
京都学派主流借以为法西斯主义辩护的核心话术是围绕着“近代的超克”（近代の超克）这一关键词展开的。所谓“近代的超克”，其核心命意便是通过一种综合东西方文化精髓的文化—制度创新，克服西方文化机械主义与个人主义之弊，由此揭开人类历史之新篇章。此说乍看之下颇有吸引力，尤其对于东亚知识分子而言。原因有三：
其一，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相对被动的一方，东亚知识分子的处境非常微妙：一边是西方文化带来的压力，一边又是自身传统所带来的惯性，如何左右逢源并兼收其美，可谓挑战重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超克”一词来试图综合东西文化之精髓的提议就会显得很有诱惑力。同时，由于“超克”的对象乃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些重要特征，而“超克”的主体则被默认为东亚文化，这也会大大增加论述者的民族自尊心。
其二，西方文化对亚洲的入侵是伴随着殖民活动而展开的，而殖民活动的伦理合理性一向备受批评。因此，对于一种有别于殖民主义的全球文化传播方式的探索，也很自然地成为了东亚知识分子的思考对象，而这种探索当然也具有“近代的超克”的意味。
其三，西方文化的传播路径还与资本主义的传播路径高度重合，因此，资本主义带来的阶级分化与人伦沦丧等问题，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超克”心理的形成。
尽管纯粹从学理角度看，“近代的超克”这一理念的提出并非毫无合理性，但在现实历史中，日本京都学派对于这一理念的宣扬却起到了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进行学术掩护的恶劣作用。正如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广松涉在《论“近代之超克”》一书中所指出的，参加日本官方在战时组织的圆桌会议的京都学派学者在批判西方的时候都遗忘了一个基本事实：日本帝国主义的资本扩张模式与西方帝国主义毫无二致，甚至在“吃相”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日本军国主义的作为根本没有“超克”西方帝国主义，而毋宁说是拙劣地模仿了西方帝国主义早就玩过的一些套路。但是，在巨大虚荣心支配下的京都学派主流却在评价历史材料时犯下了“双重标准”的错误：谈西方帝国主义的时候专盯住其形而下的部分，而在谈论日本的时候却只愿意谈其形而上的部分，似乎这种纯粹主观话术上的挪移就能掩盖“资本逻辑通吃日、美”这一基本事实。
此外，“近代的超克”论的支持者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西方帝国主义却在向更少血腥色彩的掠夺方式转型——也就是说，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拓展需要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美、英、法等国在一战后开始积极探索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国际机制。所谓“国联”“威尔逊体系”与“华盛顿会议”都是这种努力的成果。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看，这一转变的人道主义意蕴当然是应当肯定的——而且，“华盛顿会议”留下的外交空间，也让当时羸弱的中国获得了一段宝贵的发展时间。但对于“和平总是好于战争”这一常识，当时的京都学派主流似乎是缺乏意识的。他们更倾向于用一种浪漫主义的态度来谈论战争，其口吻就好像是球迷在谈论世界杯足球赛。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古怪的情况？我认为有三个一般性的因素：
第一，日本传统文化缺乏尊重个体生命的理论资源，“舍生取义”却成为默认的伦理规范。尤其明治以来，天皇被神化，传统信仰神道被立为国家宗教，武士道也从带有封建性的武士道德规范演变为对于天皇绝对忠诚的精神信条，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在这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很难出现基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的和平主义思潮。
第二，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本缺乏类似于英、法那样惨痛的一战记忆，而日俄战争的恐怖记忆此刻已被民众慢慢淡忘，当时的日本人自然就缺乏主流西方国家民众（特别是英、法）偏向和平的思想倾向。
第三，大多数京都学派成员缺乏实际的军事服役经历，他们对于战争的残酷与不可操控缺乏感性的认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京都学派中唯一做过炮兵军官的户坂润恰恰是一位坚决反战的马克思主义战士，而曾经参加过右翼组织“昭和研究会”的三木清在被军部“发配”到日据菲律宾充军后，思想也快速转向当时依然处于地下的日本共产党。从这个角度看，京都学派主流的浪漫主义战争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这种战争观或许会在另外一个他们参与过实际战争的“可能世界”中被实质性修正。
上段最后一句话包含了两层意蕴：从消极角度看，至少在现实世界中，京都学派主流的确缺乏对于现代战争之可怖的感性意识，同时也缺乏对于阻止战争爆发的实际外交机制的理性认知。这就说明其哲学体系中缺乏必要的资源用以系统论证和平机制的必要性。但从积极角度上看，京都学派主流的核心哲学观点的弹性依然不容低估，我们切不能因为其具体政治言论的错误而匆忙认定这样的错误与其核心哲学论点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设想：是否可能革除这些哲学家曾经持有的错误的政治观点，而不必大幅度修正京都学派的核心哲学理论呢？就像河豚祛毒之后，依然可以作为美味佳肴被端上餐桌。
京都学派成员诸多，本书在有限的篇幅里主要提到了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九鬼周造、和辻哲郎、户坂润六人。这六人虽然在政治光谱上左右兼有，但都有非常深刻的原创性哲学成果，针对他们的西文研究资料也比较丰富。我个人认为他们都算得上是与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同等级的世界级哲学家（至于这一私见是否合理，请读者阅完全书后自行判断）。因此，若要详细讨论京都学派的核心哲学观点与其政治表态之间的联系，这六位思想家便是比较合适的取材对象。与之相较，由于九鬼与和辻与日本军部关系相对疏离（九鬼甚至都没有活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同类题材的书籍对这两位思想家都比较轻视——遑论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入狱的户坂。顺便说一句，除了以上六人，同在京都学派的高坂正显、高山岩男、铃木成高、大岛康正却没有进入本书的讨论范围，乃是因为他们缺乏与上述六人同级别的原创性形而上学与认识论贡献，而本书的立论前提是试图将京都学派与作为一流哲学大师的海德格尔相对标。至于既具有国际哲学声誉同时又积极参与“近代的超克”相关战时会谈的西谷启治，也没有进入本书的重构范围，因为他的核心哲学工作是在战后完成的。按照同样的标准，与战争没有太大关系的久松真一、上田闲照等人的工作也没有为本书所聚焦。当然，一本规模更大的日本哲学导论性书籍自然应当将这些哲学家的工作囊括在内。
3.
我筹备本书的写作已经数年，其间也发表了不少关于日本哲学的中英文论文，本想再慢慢积累几年再将此书写成——然而，最近世界上发生的一些让人难以入眠的事情，迫使我立即动笔。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而且，利用经过大国沙文主义的“剪刀手”拼接过的人文“知识”来为战争鼓噪的行为依然没有绝迹。当年，“同文同种”“反对白人殖民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盎格鲁人滚出西太平洋”这些颇有迷惑性的口号，曾催生出“东亚协同主义”“日满华三国提携”“大东亚共荣圈”等野心不断升级的区域性扩张政策——而最终造就的，却是中日两国无数破碎的家庭与无数母亲的眼泪，以及两国目前尚且无法完全消除的历史心结。令人沮丧的是，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便是从不吸取任何历史教训，一些国家拿着类似的剧本在地球别的地方大肆并吞邻国土地的行径依然不绝于耳。从这个角度看，写作本书的目的就绝不是批判日本文化——毋宁说，本书所针对的，乃是某种随时会变异并重出江湖的“法西斯病毒”。这种病毒既可以在某个时刻感染日本人，自然也能在别的时刻感染任何别的人——只要后者没有打过旨在反对一切侵略扩张行为的思想疫苗。
而本书的经纬所包裹的，便是这样的一剂思想疫苗。我当然没有自恋到认为此书能起到劝止未来一切侵略行径的地步，但本书的出版无疑能多少安慰我当下不安的良心。无论这个世界变得有多糟糕，无论自己的声音有多么微不足道，哲学家都必须在大义名分与对名分的践踏之间选择前者。同时，我也将以最大的诚意向读者展现：在祛除那些可恶的病毒之后，日本哲学的本来面貌原来是如此之美，正如日本自身的民族艺术形式展现出了一种与整齐划一的法西斯式审美情趣完全不同的自由心境一样。而自由心境的存在，哪怕卑微到只能低吟一句俳句的地步，其本身就是对于一切极权主义暴政的反抗，因为俳句自身的不押韵形式本身就暗示了对于集体规训企图的不屑。从这个角度看，当京都学派哲学家为战争辩护的时候，他们既背叛了自己哲学中的核心论点，也遮蔽了日本文化传统中的关键要素。而本书要做的，便是用京都学派自己的哲学，去批判京都学派成员的拥战言行。
《哲学与战争：京都学派六哲人思想素描》徐英瑾 著铸刻文化 出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6
京都学派是一个以京都大学为中心、试图将欧陆哲学的话语结构与佛教精神实质相互结合的哲学流派。其核心人物为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一方面，作为日本现代哲学的代表，京都学派以其迥异于西方哲学的“绝对无”的思想立场，为世界哲学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另一方面，京都学派的一些成员的学术旺盛期，正值日本迈向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而他们在战前与二战期间发表的拥战言论，在当时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战后更引发漫长的争议。如何理解和看待京都学派，不仅是一个思想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本书详细介绍了京都学派核心成员的哲学思想，并通过跨文化比较，将他们的理论放入世界哲学的广阔背景中，由此展示出日本哲学的特色。在此意义上，本书可视为一部“20世纪日本哲学导读”。与此同时，本书对京都学派不同成员的不同哲学观点与政治表态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就事论事、细致入微的分析，试图证明：京都学派主流的核心哲学观点与其政治表态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但他们对于主客融合状态的追求，的确可能导向界限感的丧失和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与国彼此平等”的国际秩序的轻视。
在战争阴云挥之不去的今天，批判性地考察二战期间京都学派的哲学观点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复杂关系，凸显出本书作者的智识真诚与道德勇气。这本书固然无法让世界避免重蹈覆辙，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在众声喧哗中辨认出历史的韵脚。
——周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这是一部拒绝用学院真空、抽象方式来探索京都学派哲学的专书。此书从思想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等出发，以心理学角度阐释京都学派哲学家的哲学及该哲学与战争之间的微妙关系。作者剖析的内容细致精微，饶富哲学兴味。此书极具引发今人思考新哲学的各种可能性，值得所有喜好哲学思辨的人玩味。
——廖钦彬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部以“京都学派”流变为主轴，令人耳目一新的“20世纪日本哲学史”，也是一部从哲学出发，兼具政治视野和社会关怀的文化批判史力作。
——沙青青 [日本文化历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