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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生活与抗争
陈乔年从莫斯科归国后，立即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繁重而秘密的组织工作。他的归来为党的组织活动带来了一股新的活力和更为严密的组织策略。在北京担任组织部长的他，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整合散落各地的党员力量，并确保这些力量能有效对抗日益严苛的国民党政府。
在整合党的内部结构的过程中，陈乔年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求严谨。他经常与各地的党组织负责人进行密集的会议，通过加密的通信确保信息的安全传达。陈乔年亲自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联系和报告系统，使得各地党的组织能够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高效地交换信息与策略。
除了强化现有的党员外，陈乔年还着手发展新的党员力量，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中。他组织了一系列秘密的培训班，旨在教育这些潜在的党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的必要性。这些培训班多在隐蔽的地点进行，如北京城郊的废弃仓库或者偏远的农家。
为了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陈乔年决定创办一家名为“新光”的印刷厂。这家印刷厂表面上是一家普通的商业印刷企业，白天接受各类商业印刷订单，从宣传册到商业合同，一应俱全。
然而，当夜幕降临，这里的角色彻底转变。工厂的机器不再印制普通的商业文件，而是开始印刷各类革命宣传材料。
这些宣传册的内容包括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暴政，宣传共产党的改革目标，以及呼吁民众加入革命的号召。陈乔年亲自监督这些材料的内容设计和印刷质量，确保每一份宣传册都能精确到达目标受众手中。
背叛与牺牲
革命活动的风险始终伴随着陈乔年及其同志们。1931年的一天，一场意外的突袭打破了“新光”印刷厂的宁静夜晚。当国民党的特工和警察冲入印刷厂时，陈乔年正与几位密切同事检查即将分发的宣传册。
他们迅速尝试销毁尚未完成的宣传材料，但时间太晚了。这次行动是由内部叛徒唐瑞林举报的，他之前因为受到严刑逼供，背叛了革命队伍。陈乔年被当场逮捕，并迅速被带往北京的一所秘密警察局的审讯室。
在那里，他遭受了连续数日的审讯和折磨。审讯室里，尖锐的灯光直射他的面部，而审讯官们不断地提出问题，试图从他口中得知更多的党内信息和同志身份。
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陈乔年面对敌人的威胁和引诱，始终咬紧牙关，坚守自己的立场。他被铁链锁在冰冷的墙上，日夜不分，饥饿和寒冷成为他的常态。审讯者们使用各种手段试图瓦解他的意志，包括长时间的睡眠剥夺和身体上的残酷打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乔年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长时间的折磨使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经常昏迷。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他的存在依然给其他被监禁的同志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他们时常听到他在昏迷间隙，低声念叨着革命口号，坚持信仰。最终陈乔年于1928年英勇就义。
家庭的牵绊与苦难
史静仪在丈夫陈乔年被捕后，立即投身于一系列复杂且危险的营救行动。在那个动荡的时期，信息难以获取，她必须与各种人士打交道，试图找到可以帮助她丈夫的途径。
她穿梭于北京的各个角落，从早到晚，不断地访问可能有影响力的朋友和同志，请求他们提供帮助或信息。在这些紧张而繁忙的日子里，史静仪不得不将她的小儿子留在家中，由邻居或亲友照看。
然而，由于她无法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照顾，加之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她的儿子的健康状况急速恶化。尽管她尽力调动资源，送儿子到医院接受治疗，但不幸的是，病情加重，最终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而夭折。
儿子的去世对史静仪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一度陷入极度的悲痛中，几乎无法继续她的营救行动。然而，在最黑暗的时刻，她发现自己怀有了陈乔年的第二个孩子。这个意外的消息给了她新的力量和目标。
虽然她曾经希望与丈夫同归于尽，但现在她有了新的责任，她决定要坚强生活下去，为丈夫留下他们的后代。在怀孕期间，史静仪的生活充满艰辛和不安。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和对革命者家属的严密监视，她不得不频繁更换居住地点，以避免被捕。
她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身份，有时候甚至在夜深人静时才敢外出，以确保安全。她秘密接触其他革命者的家属，以获取支持和必要的帮助。
分娩的时刻终于来临，史静仪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由一位同情革命事业的老妇人助产。在极为简陋的环境中，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史静仪经历了长时间的劳累和痛苦。尽管条件艰苦，她终于成功生下了女儿，这个孩子被命名为陈长鸿。
逃亡与重生
陈长鸿出生后不久，她的母亲史静仪的名字就已经登上了国民党的重点追捕名单。由于史静仪的革命背景和与多位高级革命领导人的联系，她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眼中的大患。为了保护史静仪及她刚出生的女儿，组织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在一个夜色浓重的晚上，史静仪被秘密送往苏联留学，希望在那里她能够暂避风头，并继续她的学术研究，同时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多贡献。她的女儿，陈长鸿，则由组织安排送往了上海互济会，一个专门为被压迫的百姓和革命者提供帮助的机构。
上海互济会位于市中心一栋不起眼的老建筑内，表面上是一家小型的福利机构，但实际上它提供了许多秘密服务，如暂住、医疗援助、以及为革命者的家属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地。
陈长鸿在这里受到了互济会工作人员的悉心照顾，他们为她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温暖的环境。几个月后，互济会通过其网络，为陈长鸿找到了一个愿意领养她的家庭——苗家。苗家是一对来自安徽的夫妇，虽然生活条件一般，但他们对陈长鸿的到来充满了喜悦和期待。
苗家的养父是一名小学教师，养母则在家照看家庭，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陈长鸿提供了一个充满爱的家。在苗家的几年里，陈长鸿得到了良好的照顾和基本的教育。养父母教她认字，讲述故事，教育她要善良和坚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苗家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养父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患上了严重的肺病，这使得他无法继续工作，家中的经济来源一度中断。尽管苗家努力维持，债务却逐渐堆积如山。
最终，养父病重，家中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再也无力负担陈长鸿的生活开销。在这种情况下，苗家做出了艰难的决定，将陈长鸿送到了另一户愿意接纳她的陈姓家庭。陈家也是一对夫妇，虽然条件不比苗家富裕，但他们同意接纳这个无依的小女孩。
寻根与团聚
在苏联留学期间，史静仪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和挑战，她决定再次建立家庭，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一些安稳。尽管她再嫁并开始了新的生活，她心中始终放不下在中国的女儿，陈长鸿。史静仪的生活虽然继续，但她始终保持着与中国的联系，试图获取关于女儿的消息。
随着岁月流逝，史静仪与新丈夫一同回到了中国，这使她有了更多机会寻找女儿。她联系旧友和革命同志，询问关于女儿的线索，她甚至访问了曾经帮助安置陈长鸿的上海互济会，但多年的社会变迁使得线索寥寥。每一次的尝试似乎都以失败告终，但她并没有放弃希望。
在史静仪晚年时，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但她最大的遗憾是未能找到陈长鸿。在她临终前，她托付给她的妹妹和妹夫一个重要的任务：继续寻找她失散多年的女儿。
为了尽可能扩大搜索范围，她的妹夫决定利用公共媒体的力量，他在一家全国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希望能借此找到任何可能的线索。
文章发布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人被这个悲伤而动人的故事所触动，纷纷通过不同的渠道尝试帮助找到陈长鸿。消息在社会各界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很多人开始自发地搜索可能的线索，希望能为这个悲剧家庭带来一些希望。
1990年，在这场广泛的社会寻找活动中，一个名叫苗玉的老红军引起了注意。她自述的生活经历与陈长鸿的背景惊人地相似。苗玉在小时候也经历了被领养的过程，她最初由苗家抚养长大，后因为养父的病重而被送往另一户人家，即陈家，与陈长鸿的经历几乎一致。
苗玉的童年并不容易，尤其是在陈家生活期间，她一度因为麻疹而险些丧命。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陈家虽然贫穷，但全家人尽力照顾她，使用传统的草药和家传的疗法维持她的生命。
在苗玉16岁的那年，她的家乡迎来了一支令当地人民敬仰的军队——新四军。这支部队以其纪律严明和亲民的行为在民间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新四军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平时也积极参与帮助村民修桥补路、教育村里的孩子，甚至在农忙时下田帮忙。
这些行为深深影响了苗玉，她对新四军充满了敬意，因此她加入新四军。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成立后，苗玉被安排到福建省的公安局工作，此后又转至轻工局。
在寻找陈乔年烈士遗孤的过程中，新四军研究会、陈独秀研究会、福建和安徽两省的相关管理部门共同协作，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核实。
通过仔细比对各种记录和证据，以及听取当地老一辈的口述历史，这些组织逐步确定了苗玉的真实身份。这个调查过程充满了挑战，涉及大量的文献工作和田野调查，但最终他们确认，苗玉就是失散多年的陈长鸿。
1994年，陈长鸿已年过古稀，在这一年，她同母异父的弟弟相认，在弟弟的搀扶下来到了父亲陈延年和大伯陈乔年的墓前。
站在墓前，陈长鸿双膝跪地，她仔细地观看着父亲和大伯的遗照，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这一刻，她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连接，尽管她从未有机会真正了解这两位直接的亲人，但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和他们的牺牲是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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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吴基民.陈延年与陈乔年[J].同舟共进,2021(1):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