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把《走仔》看作一次纸面上的回乡之旅，其中既有作家黄守昙作为潮汕男性的回看，又有托于女性角色之口所诉说的种种隐秘情感，岭南潮湿的风景画卷之中，隐绰可见的是细小的情感伤口和不可明示的存在状态。
《七星女》《走仔》《姚美君》中年轻的女性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脚下的潮水助力她们流向广州、香港，融入大都市生活的同时，也暗自滋养着一条剪不断的隐形脐带，如同蹦极一般，在她们即将触及新陆地时，适时地将她们短暂地拉回原生家庭之中。《走仔》中母亲突然来广州探望吴文霞，使得她不能外宣的情感状态近乎暴露，她不能确定母亲是否觉察出真相，抑或是她宁愿选择不去思考，只是尽一个母亲的职责去催促她快点组建自己的家庭。《七星女》中的“我”穿梭于港澳两地，拥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最终拗不过母亲和家人的意志，同相亲的男士结婚，尽管种种迹象表明这桩婚姻不过是一个交易，但母亲的一句“我不识字”彻底阻断了真相的露出。整个文本中对新郎不过几笔潦草的介绍，却大篇幅写“我”与母亲的相处，选婚庆公司、定喜服皆是母亲一手操办，“我”不过是在扮演听话的女儿的角色。《姚美君》中的美君有主见有魄力，尽管不完全是因为来自婆婆的压力选择生育，但婚礼上公开发表丁克宣言还是遭到长辈的训斥。讽刺的是孩子夭折，受伤最严重的反而是她这个当初坚定要丁克的女性，或许是出于安慰，丈夫只是觉得“没事，我们可以再生一个”。
几个故事中，男性的存在如同月球的引力一般牵动着一个家庭的走向。母亲切除子宫，第一要考虑的是会不会被老公嫌弃；女儿是星星，数量繁多却无关紧要，她们是走仔，占用了儿子存在的名额。男性才是月宫的主人，母亲和妻子的子宫要为他们服务。因此，尽管这几个文本中，对男性的描写着墨不多，但几乎所有的故事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存在，他们牵动并真切地影响着女性的生存状态。有意思的是，故事中的女性们皆采取了柔和的方式去处理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尽管其中不无妥协甚至欺骗，却也真真切切地将脚下割不断的纽带往前拉了一点，为自己争取到了有限但宝贵的自由。
海洋潮汐给了潮汕儿女去往世界的动力，但绵长的海岸线上却存在着他们不可能完全舍弃的传统世界。《鱼王祭》《乌雄与阿霞》《疯女》这三个文本皆立足于乡村生活经验，潮汕传统所定格下的生活模式在乡村留下的痕迹更为明显，与书写城市经验的几篇不同，这几个文本中对男性世界的描写更直接。
《鱼王祭》中村里人对男性气概的崇拜，使得阿河与来水的暧昧关系仅限于远离众人的船上，一旦上岸，阿河嘬乳、穿粉扮童女的行为即招来歧视，甚至来水也加入霸凌他的行列。讽刺的是这场霸凌被父亲定性为“打架”，反而赋予了阿河男性气概。在构成互文的两个文本《疯女》和《乌雄与阿霞》中，疯女因为丈夫的抛弃和入狱，一面被村人同情，同时又给了男人们可趁之机。乌雄的断腿，使得他在心理上处于被阉割状态，他害怕在外打工养家的妻子会出轨，同时也面临疯女的诱惑，但对家庭的责任感始终牵制着他的冲动。最终那扇能看到疯女家的窗户被封了起来，乌雄选择与村中男性主导的世界隔绝，完成了心理上从被动阉割到自愿阉割的转变。在这两个故事中，男性也作为“受害者”被书写，他们或多或少被放置到了“女性”这个位置上接受评价和审视。有意思的是，黄守昙笔下作为加害者的男性往往面貌模糊，他们不假思索地伤害别人，何尝不是平庸之恶的体现。作为受害者的男性虽胆怯，却有着异常丰富的心理活动，他们有欲望，有挣扎，最重要的是，他们时常思考和反思，并未完全屈服于传统观念。
同样直面男性“受害者”生存经验的还有软科幻文本《天鹅》，传统生育观念被抽象成一部《道德法》，家庭伦理变成了法律规章和硬性规定，子女需献祭自己的肉身才能让父母“合法”地存在，环环相扣的法律之下，每一个人都背负上了硬性的生育指标，想要逃脱，只有物理阉割或者肉身毁灭。用荒诞夸张的未来去影射当下传统对个人所造成的阴影，或许是作者的一次文本“远走”。黄守昙曾说“汕头到广州三个小时，这是适合的与家乡的距离”，物理上恰到好处的离开，给了作家回望家乡风貌和传统的契机，但毕竟无法完全逃离它的影响。而时间轴上的“远走”，则给了作家一次彻底“拨乱反正”的机会，它跳脱了具体的地域和人物，将传统抽象成人人皆可评价的未来世界的律法。那些在其它文本中不可言说的隐秘情感状态，也在《天鹅》中通过被执法者批判的“罪名”得以见光，在这一反讽中，结痂的伤口被血淋淋地撕裂开来，作者借此完成了一场远距离、超时空的控诉。
相信在作者的意图之中，对女性生命经验的描写好似浪的高处，她们被时代和自身的努力推涌向前，终至努力能到达的顶峰。但事实是，她们一面探寻远处的风景，一面却又担心沦为无根漂浮的泡沫，正如“走仔”们的A面是独立女性，B面却在与家庭传统的拉锯中选择矮身向前，降低浪头的高度，以换取更远更持久的前行。以潮汕家庭为轴，黄守昙完成了一次纸上的冒险与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