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喜平 ： 历史解释与时代关怀——北宋儒士的曹魏正统诠释研究｜202409-100（总第28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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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释与时代关怀——北宋儒士的曹

魏正统诠释研究

提要：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与曹魏代汉同出一辙，皆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出于对北宋立国方式和政权合法性的考虑，北宋儒士在诠释三国正闰问题时，多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闰位。北宋儒士的曹魏正统诠释，主要从三条路径展开：北宋初期，德运观念盛行不辍，宋儒以五德终始学说为依据，指出曹魏以“土德”上承东汉“火德”，是接续东汉的正统政权。北宋中期，随着儒学的复兴和五德终始学说的式微，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儒士重新厘定正闰标准，提出以“居正”或“一统”为条件，力图将曹魏纳入正统之列。此后，司马光又提出曹魏取天下于“盗手”而非取之于“汉室”，以重申曹魏代汉的合法性和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北宋儒士不同阶段、不同路径下的曹魏正统诠释，不仅因应着当时的学术与文化潮流，更将其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深切关注，这是其时代关怀意识在历史解释层面的典型反映。

关键词：北宋儒士；政权合法性；曹魏正统论；历史解释；诠释路径；时代关怀

历史解释与现实政治的复杂关联，是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时人的历史解释和对时代处境的回应，蕴含着强烈的时代关怀，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指向。[1]北宋儒士的曹魏正统诠释，即是一个典型案例。[2]如众所知，宋太祖代周称帝与曹魏代汉，皆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出于回护北宋立国方式之目的，北宋儒士在诠释三国正闰问题时，多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闰位。对此，清代四库馆臣指出，“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3]，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4]四库馆臣此说，已经揭示出北宋儒士主张曹魏正统的主要原因。

既有研究多承袭四库馆臣之说，或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北宋儒士正统观念的表现、分歧和原因；或主要围绕欧阳修等个别儒士的正统观念展开讨论，而遮蔽了宋儒诠释曹魏正统取径的复杂性和阶段性特征。[5]经由史料梳理可见，在北宋时期的百余年间，宋儒诠释曹魏正统的取径主要有宋初的“魏以土德承汉”说，北宋中期的曹魏“居正”或“一统”说，以及之后的“魏取天下于盗手”说，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北宋儒士不同取径下的曹魏正统诠释，不仅因应着当时的学术与文化潮流，更对其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有深切关注，可为学界提供一个观察传统时代历史解释与时代关怀内在关联的典型案例。

一、“魏以土德承火”：德运说与曹魏正统

“魏以土德承火”是宋初儒士依据五德终始学说对曹魏正统的解释。建立在五运转移基础上的正统理论，强调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构成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系统，同时伴有相应的谶纬、祥瑞等现象。自秦汉以降，这一学说一直是儒士解说政权更迭、运数转移与王朝正朔的基本理论依据。时至北宋初期，仍然相当盛行。

宋太宗赵匡胤代周称帝后，即致力于天命营造与政权合法性构建。史称，显德七年（960）正月甲辰，赵匡胤于崇元殿行禅代礼，“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6]次日，大赦、改元，定国号为“宋”。其《改元诏》曰，“五运推移，上帝于焉眷命；三灵改卜，王者所以膺图”，“幼主以历数有归，寻行禅让。兆庶不可以无主，万幾不可以暂停，勉徇群心，已登大宝”。［7］赵匡胤此诏旨在说明，其依据阴阳五行，顺应天命，接受后周幼主禅让。因后周为木德，根据五行相生理论，宋当为火德，故“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8］乾德元年（963）闰十二月，经国子博士聂崇义提议，“奉赤帝为感生帝”。［9］至此，北宋政权完成了“国家德运体系的确立”。［10］

因宋太祖以“禅让”名义取得政权，与曹魏代汉实属一辙，故北宋士人对此极力回护。太祖开宝六年（973），薛居正等奉敕编修的《五代史》解释周宋禅代一事曰：“夫四序之气，寒往则暑来；五行之数，金销则火盛。故尧、舜之揖让，汉、魏之传禅，皆知其数而顺乎人也。况恭帝当纨绮之冲年，会笙镛之变响，听讴歌之所属，知命历之有在，能逊其位，不亦善乎。”［11］该书史臣的解释旨在表明，宋受周禅合乎五行次序，亦有“尧舜揖让”“汉魏传禅”的历史前例。为进一步消除史家的顾忌，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借重修《太祖实录》特意强调：“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12］宋太宗此言，既是对北宋立国方式的“粉饰”，也借此确立了北宋开国历史编写的基本“纲领”，［13］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史臣的顾虑。

正是由于北宋的立国方式与曹魏相似，故宋初编纂的类书等皆以曹魏为正统。［14］如太祖开宝年间，李昉等编纂的《历代宫殿名》中“首周、秦、汉、魏，次西晋、后魏、周、隋、唐、五代为正统，又次三十六国、六朝、北齐为僭伪”。［15］可见该书是以曹魏为三国正统。对该书编排次序的原因，清人张金吾解释曰：“盖宋承五代，五代承唐，唐承隋，隋承周，周承后魏，后魏承西晋，故序次如此。”［16］据此可知，其中以曹魏为正统也是如此。此后，编修于宋太宗朝的《太平御览》是以“皇王部”和“偏霸部”区分王朝正闰，其中将三国时期的曹魏纳入“皇王部”，而将同时并存的蜀汉、孙吴置于“偏霸部”。至于为何要将曹魏与蜀汉、孙吴置于不同部类，其史臣并未作明确说明。因此，探讨《太平御览》以曹魏入“皇王部”的学理依据等，还需深入该书的具体内容之中。

从《太平御览·皇王部》的内容来看，其对德运、谶纬等类型的史料几乎“凡有必录”。［17］如该书“皇王部一”引孔子语曰：“古之王者，易代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始终相生。”［18］“皇王部一八”引《三国志》曰：“汉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商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破袁绍之岁，凡五十年，天下莫敌矣。”［19］“皇王部一八”又引唐太宗《祭魏武帝文》曰：曹操“肇庆黄星之应，久彰五十启期，真人之运斯属，其天意也，岂人事乎？”［20］凡此印证曹魏天命的史料，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该书将曹魏置于“皇王部”是以五德终始等天命学说作为重要理论依据。

相比于《太平御览》，成书于真宗朝的《册府元龟》则明确贯彻了五德终始理论。如该书卷一“帝王部”总序称：“盖五精之运，以相生为德：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乘时迭王，以昭统绪”，并宣扬“创业受命之主，必推本乎历数，参考乎征应，稽其行次，上承天统”。［21］遵循五行次序，《册府元龟》史臣以曹魏入“帝王部”，并解释曰：

魏氏始基，有黄星之应。……又荧惑失色，十有余年。苏林、董巴等又言：“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合于尧舜授受之次。”既而受汉禅，改元黄初，议更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同律度量，以乘土行。［22］

“魏氏始基，有黄星之应”是说：汉为火德，魏承汉为土德，色尚黄，故有“黄星之应”；接着引据苏林、董巴等所言的“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合于尧舜授受之次”等言论，说明曹魏政权以“土德”上承东汉“火德”，合乎五运次序。因此，《册府元龟》的史臣进而将曹魏代汉后的改正朔、易服色等行为解释为“以乘土行”的合理运作程序。换言之，《册府元龟》史臣以曹魏入“帝王部”，是依据五运相生理论做出的推断。

需要指出的是，以五运转移推定王朝正闰，毕竟是一种单线条式的思维方式，因此一些处于并列时期的政权必定要被排除在正统之外。《册府元龟》将与曹魏并立的吴、蜀置于“闰位部”，即是如此。关于吴、蜀不得正统的原因，该书史臣亦从五德终始的角度予以说明。如卷一八二“闰位部”氏号序曰“赤伏之末，孙刘并起”，“率非五行更代之序”，[23]即孙吴、蜀汉皆不合五运更代次序。又卷一八二“闰位部”总序称：

建安失御，三国分峙，魏文受山阳之禅，都天地之中，谓之正统，得其宜矣。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