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特此致谢。
北宋熙河、秦凤地区茶马贸易及马匹比价方式演变研究
伍磊
北宋对熙河、秦凤地区茶马贸易和马匹比价方式进行了多次调整。宋神宗时期主要实行“卖茶博马”法，设置了茶场司和买马司共同负责茶马贸易。茶场司以茶榷的茶息划拨给买马司充作买马本钱。买马司采用的马匹比价方式则经历了多次变革，大致以钱马—茶马—钱马—茶马的序列演进。宋哲宗时期，合并茶场司、买马司为茶马司，监牧、券马制度先后恢复，马匹比价制度先后执行了茶马和钱马的方式。宋徽宗时期施行了“用茶博马”法，茶马司以茶叶充作马本，买马时采取茶马比价方式，茶马贸易和马匹比价方式稳定成形。北宋茶马贸易和比价方式的探索在中国古代贸易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作者伍磊，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特聘研究员。地址：成都市成洛大道2025号，邮编610106。
北宋中晚期在陕西熙河、秦凤两路与蕃部开展了茶马贸易，并对茶马贸易和比价方式进行了长期而复杂的探索，茶马贸易和比价方式经过多次变迁。20世纪20年代，黎世蘅《最初华蕃茶马贸易的经过》一文将宋代茶马贸易归结为“宋茶与蕃马交换事件”，茶马比价方式归纳为“上马一匹值茶一驼”。后世学者大致沿用了黎世蘅的观点，对北宋川陕茶马贸易和比价的方式均未再有深入探讨。如陈泛舟认为宋代由茶马司官营茶马贸易，“至于茶马互市的比价，在宋初是茶贵马贱，每一驮茶可以购买一匹上等良马”。之后，学界对宋代茶马贸易及比价方式的研究愈发宏观。贾大全从宏观层面对宋代茶马贸易进行了总结研究；黄纯艳、丁营营将茶马贸易及比价方式作为宋代茶榷或者马政的相关问题提及；方文逑、喻学忠、郭军浩将北宋茶马贸易及比价方式看作没有变化的整体进行了讨论。有鉴于此，本文重点对北宋茶马贸易及比价方式的演变过程进行讨论。
一、熙丰年间的茶、马两司分立与“卖茶博马”法
北宋熙丰年间先后设置了买马司和茶场司，负责熙河、秦凤两路茶马贸易。茶场司以茶榷产生的茶息划拨给买马司充作买马本钱，是为“卖茶博马”法。在实行“卖茶博马”法之前，宋朝在秦凤路主要采取的是券马法。由于中间商人赚取差价、卖方市场等原因，嘉祐年间，秦凤路券马法耗费巨大，购买的马匹质量也差，“计其所直，每匹不下五六十千，然所得之马皆病患之余……然于上品良马固不可得”。为了获取价质皆优的马匹，嘉祐五年（1060），宋朝在原州、德顺军设置了监牧司管理的买马场，“以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专领本路监牧及买马公事，相度原州、德顺军置买马场”。熙宁七年（1074），宋朝废除券马法，实行“卖茶博马”法，至迟在此时于熙河路设置了“提举熙河路买马司”，后以秦州买马司隶焉，又称陕西买马司。熙宁八年（1075），陕西买马司又整合了陕西熙河、秦凤两路买马场，“遂置熙河路买马场六，而原、渭、德顺诸场皆废。继又置熙河岷州、通远军、永宁寨等场，而德顺军置马场亦复”。宋朝给陕西买马司设立了固定买马岁额，又称“年额”，在1.5万—2万匹之间波动。熙宁年间为1.5万匹；元丰四年（1081），将德顺军、阶州马场“收入年额”，增额至2万匹；元祐元年（1086），又为1.8万匹；后又恢复至2万匹。买马司每年购买的年额马，又被称为额内马、省马，年额马起纲发运至朝廷。买马司还时常负责购买陕西驻军、弓箭手的战马及朝廷要求购买的种马等额外马。陕西买马司所买马匹是宋朝战马的主要来源，号称“国马之源”。
陕西各买马场的买马本钱最初主要由朝廷供应，“岁给三司及成都府、梓利州三路纳绢共十万，与陕西卖盐钱相兼偿马价”。熙宁开边之后，为了应付熙河边地巨大的军事和买马费用，宋朝制定了蜀茶禁榷的政策。熙宁七年（1074）四月，宋朝差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路博买利害以闻”。不久，宋朝在川蜀设置了直属三司的茶场司。茶场司将蜀中茶叶运至陕西售卖，在熙河、秦凤两路的买马场附近，设有“熙、秦、岷、河、阶、通远军、永宁寨七处茶场”。茶场司茶榷所产茶息划拨给陕西买马司，每年划拨买马本钱，与买马年额对应，有固定额度。
熙宁八年（1075）六月，宋朝令：“三司未置熙河路买马场以前买马钱物岁支若干，于是何官司出办，自用茶博马后如何封桩，申中书取旨。”经过检会之前的市马额度和马匹价值之后，宋朝规定陕西买马司每年在熙河地区购买的额内马匹，本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约40万贯，由三司设置的茶场司划拨茶息支付；一部分是买马司每年收到“杂支、租课、内赃等钱六万余贯”。后买马司额内马本钱大致稳定在50万贯左右。
但是茶场司每年拨付给买马司40万贯的茶息，最初并非全部用于买马。熙宁七年（1074），权遣发三司使公事章惇奏，“乞于茶税息钱内每年认定四十万贯，应副熙河博马并籴买粮草”，朝廷从之。40万贯要拨付市马和籴买粮草两项费用，逐渐难以支用，朝廷遂令“每年收息税四十万贯……尽数应副博马”。元丰四年（1081），买马司买马本钱就出现短缺，“少着钱二万三千余贯，乞据数于卖茶息钱内破除”，朝廷先是应允，后又废除。此后，每年40万贯买马本钱的额度被长期保持，据元祐元年（1086）吕陶奏：“缘李杞立法之初，只认四十万贯应副熙河，后来蒲宗闵等渐贩布贩盐，添及六十万贯，李稷、陆师闵又增至一百万贯。今则岁献二百万贯，亦只以四十万贯应副熙河。”绍圣元年（1094），茶场司每年认定40万贯的额度才被允许改变，固定茶息—马本定额制度变为浮动制度，“每岁将未增茶价以前一年内买马遂等实价立为定额，会计支破买马司钱物外，有增起茶价，并令茶事司于所收税息钱内支破”。另外，额外马的马本，则由朝廷单独划拨，如绍圣四年（1097）诏：“专委提举买马陆师闵于年额外更买三千匹，应副熙河兰岷诸军并蕃汉弓箭手……内弓箭手合自备马，关经略司，依所买钱数，宽限催纳元价，送还买马司。”
茶场司在买马场附近设有卖茶场，售卖茶叶获得茶息，并将部分茶息划拨茶场司作为马本。蕃部将马匹售与买马司获得“折价银帛”等马值，再至茶场司的卖茶场换取茶叶，“蕃部……自来将马中官，请到折价银帛等，只是将三二分归蕃，其余往往却赴茶场博买茶货”，即完成“卖茶博马”法下茶马贸易的全部流程。
宋神宗时期，茶场司由三司设立和管辖，而买马司由群牧司巡管，地方官员兼领。在茶、马两司分立情况下，“卖茶博马”法涉及茶场司、买马司和蕃部三方，蕃部在完成整个茶马贸易流程时，需要与茶场司和买马司分别进行交易。虽名“茶马贸易”，并非蕃部直接以马易茶，而是以银、帛、茶叶票据等作为中介进行交易。茶、马两司在核算时，又是以现钱为单位对接各自岁额。茶、马两司分立和岁额制度，导致马匹比价方式不断变动。
二、熙丰年间马匹比价方式演变
“卖茶博马”法贸易方式和茶、马两司分立制度下，马匹如何比价与茶、马两司的茶息—马本划拨制度紧密相关。茶、马两司利益各不相同，茶场司追求茶息，买马司追求固额买马本购买足额马匹。茶、马两司围绕茶息—马本划拨和马匹比价方式长期博弈，“茶法官利在价高以得厚利，处之无术而并与法坏者，刘佐是也。买马官利在茶价低，价低则蕃部利厚而马有可择”。茶场司坚持茶息—马本实时划拨制度，主张以银帛等物与蕃部进行马匹交易，采用钱马比价方式，这样有利于提高茶价，增加茶息；买马司倾向于预先指占茶叶充作马本，以茶与马匹进行交易，采取茶马比价，这样可以规避茶价膨胀带来马本亏空。随着熙丰年间两司的博弈，马匹比价方式数次变动。
（一）钱马比价
宋朝在茶马贸易制度设计之初，采取的是茶息—马本实时划拨制度，以及随之产生的杂物与马匹交易和钱马比价方式。这里的杂物，是指茶银、物帛等折钱物品。茶场司在买马场附近设置有卖茶场，出售茶叶给蕃部，获得茶息，“相度秦、熙州、通远军、永宁寨七处茶场”。然后购买蜀中杂物，如熙宁七年（1074）九月，茶场司“经画成都府利州茶货李杞买物帛应副熙河路博买马”。茶场司根据买马司的要求，随时划拨给买马司银、帛等物应付马本。同时，朝廷令买马司和蕃部进行马匹交易时，只能支付茶、银、帛等杂物，“其马价止以茶银、物帛计折赏之”。蕃部在获得马值后，到茶场司购买茶叶，“诸官场以茶、盐博易到银、帛、斛斗、杂物，限半年变转见钱”，即蕃部以买马司支付的“银、帛、杂物”换取茶场司“诸官场”的茶叶。
显然，买马司以茶银、物帛等物购买蕃部马匹时，物帛与马匹均需折成现钱，才能顺利交易。如元丰四年（1081）七月，买马司主官郭茂恂奏称“今来既不用盐钞，其绢又依市价从蕃部，即更无合收息钱”，即郭茂恂抱怨绢以市场价格换算成现钱与蕃部马匹进行价值匹配，为鼓励蕃商中马，并没有在钱马交易中收息。可以推测，熙宁七年和之后的马匹贸易中，买马司大概率向中马人收取了息钱。又熙宁九年（1076）买马司奏“监牧司阙乏，见欠市易司钱物，而市易司欲俟还足，方肯应副买马，递相推倚，实误博马日用，欲乞马价尽用茶货折之”。由此可以推测，在熙宁七、八年间，买马司以茶、银、帛及其他杂物“计折”现钱与蕃部进行马匹贸易，双方以现钱进行价值衡量，即钱马比价。
（二）茶马比价
这种由买马司随时请支杂物的茶息—本钱划拨方法、杂物—马直接交易和钱马比价方式在熙宁九年（1076）四月被改变，都提举熙河路买马司奏称：
监牧司阙乏，见欠市易司钱物，而市易司欲俟还足，方肯应副买马，递相推倚，实误博马日用。欲乞马价尽用茶货折之，若马客愿贴钱就场请茶者亦听。候所贴见钱数多，即许与茶兼支，庶几公私两利。其年额博买茶货，乞令茶场司相度合用数支拨与四场，候数足，然后以剩数拨与转运司籴买粮草。
为何买马司会欠茶场司买马本钱？其原因应为，买马司采用钱马比价的方式，支付给中马人一定数量的银帛等物品，但茶叶价格不断上涨，原固额马本已经难以覆盖足额马匹。超出的马值部分，换算成现钱计算，即是买马司欠茶场司的马本。到了熙宁十年（1077）二月，买马司累积欠茶场司买马钱20余万贯。
为了防止茶价上涨造成买马司本钱亏空，熙宁九年到十年，买马司请准实行了以下措施：第一，将茶叶“相度合用数支拨与四场”，即预先将一定茶值的茶叶划拨至买马司储备。这种措施就可以避免茶场司“递相推倚”的实时马本划拨制度给买马司带来的支付限制。第二，“马价尽用茶货折之”，即采取茶马比价，以茶易马。同时，提前计算好用于博马茶叶的价值，收购额内马的茶叶备足后，才允许茶场司用其余茶叶“籴买粮草”，从而预防茶叶价格上涨造成的买马司年度买马本钱亏空。第三，给予了茶场司在茶马交易中直接贴卖茶叶的权限，中马人愿意以大额现钱搭配贴买茶叶者，“许与茶兼支”。熙宁九年、十年，宋朝大体采用了茶马比价、以茶易马和预先指占茶叶充作马本的茶息—马本划拨制度。
（三）钱马比价
茶马比价政策推行不足两年，宋朝又更改其法，元丰元年（1078）正月发出指令：“仰群牧司关牒行司，据所要茶以钱帛对数交易，不得预行指占，致妨滞茶场司岁额。”其具体原因，根据同年二月七日茶场司奏称，“请自今应支拨与诸司钱粮，并支见钱、金帛，勿以茶折，所贵不致诸司增损茶价，有害茶法”，即买马司预先指占博马茶额，尽数用茶叶与蕃部的马匹进行比价，影响了茶场司茶叶价格的调整。因为茶叶销售旺季和卖马季节并不重合，如果预先准备好大量茶叶用于博马，则会导致茶叶因存库等候蕃部前来易马而掉价，从而影响茶场司获取茶息。
于是，从元丰元年（1078）四月开始，由茶场司请准，又制定了茶、马两司茶息—马本钱帛对数交易法，又称“对行交易法”。“议者常言茶价高大，国马遏绝，臣以为博马官司既不用贵茶，自当以银帛和市……近蒙朝廷已立对行交易法，销去买马官争价之弊。”“钱帛对数交易”显然是重点指向买马司预先以买马费用指占茶场司茶课的做法，其关键内容是“据所要茶以钱帛对数交易”，即茶场司在收到钱帛以后，才会拨出茶叶。同时，规定买马司“专用银绢及钱钞等，不复用茶”，即购买马匹时，采取银绢及钱钞进行交易，价格计算亦只能采取钱马比价。如元丰四年（1081）买马司奏称“其买马司所支银、、绢等，又例各折价高大……其钞亦随时各有亏损，约计一匹马价亏蕃部钱多者至四贯以上，少者亦三贯以上”。茶场司将一年40万贯买马岁额茶息折为银帛等物支付给买马司，买马司并不能干预茶叶价格，有利于茶场司售卖茶叶获得茶息，“往时所收息税不能敷办原额，止随手支充博马，本息略尽。近准条与买马司对行交易，以此本司钱物出纳分明”。
（四）茶马比价
元丰四年（1081），朝廷将买马司年额马匹增加至2万匹，同时由于茶叶价格上涨，买马司买马本钱缺乏的问题再次显现。买马司主官郭茂恂奏称：
其买马司所支银、、绢等，又例各折价高大，茶场却只依市价量添些小钱数博易……约计一匹马价亏蕃部钱多者至四贯以上，少者亦三贯以上……臣今相度，若专以茶博马，委是利便。兼堪会旧日亦是用茶充折马价，虽兼用金帛等，亦从其便。自事局既分，只于近岁已来，专用银绢及钱钞等，不复用茶……今定两万匹为额，少着钱二万三千余贯。
买马司以钱钞、银、帛与蕃部交易马匹时，换算成现钱，“折价高大”造成马本亏空。为了购买更多马匹，元丰四年（1081）八月，朝廷在买马茶息—本钱移交和马匹比价制度上，又顺从了买马司的请求。第一，专“以茶博马”，“蕃部将马中官，其价钱并以茶充折”，即茶马比价方式。“名山茶专用博马”，称为“博马茶”。以茶易马时，“蕃部牵马赴场，候捡中，据合请茶数，限当日出给关子，赴场请茶，画时支给”，即蕃部先牵马赴买马司的买马场，获得马值凭据茶叶关子，再至茶场司请茶。同时，以银、帛、现钱等贴支马价，“如马价高，茶价少，即将余数以银、、绢及见钱贴支”，即杂物与马匹直接交易和钱马比价仍存在，但不是主流，只是贴支。第二，茶场司预支马本与买马司，“将买马钱帛等先委买马司移用，旋逐约度剩余之数，节次关报茶场司，同共变移”。同时，允许买马司在岁终“借拨应副支使”。第三，从会计核算方式上将两司合一，买马司在年初获得42.3万贯茶额，“候岁终，将实收到钱数与见钱并支过博马茶数各行计会”，如果马价过低，“如向去支过价钱多，并合据数除豁”。如马价过高，“如支过茶数多，买马钱数少，补偿不足”。显然，马价过高时，买马司并没有资本去补偿茶场司支付的额外茶值。元丰四年（1081）七月后，茶马比价方式大体成为茶马贸易的主流，如该年七月，茶场司奏称：“约计每马一匹支茶一驼。”虽然仍由茶叶关子充作茶、马交易中介，但茶叶关子本就是代表茶叶，可以看作是茶叶与马匹直接交易。元丰四年（1081）买马司请准的政策，核心内容是预支茶额的马本岁额划拨制度。买马司先获得40万贯的茶额，以茶易马，马匹以茶叶比价，由买马司支付茶叶票据给中马人赴茶场请茶，省却了茶场司实时划拨茶息这一环节。有利于增加马价以鼓励马匹入中和解决马本亏空的问题。
茶、马两司分立及岁额划拨制度，增加了茶马贸易的复杂程度。茶马贸易成为茶场司、中马人、买马司的三方交易，存在着茶、马、银帛物三种要素价格波动和相互影响。茶、马两司相互掣肘，蕃部在入中马匹之时，买马司往往增加马值；蕃部在茶场购买茶叶时，茶场司往往随市价提高茶价。买马司购买的马匹是“国马之源”，熙丰年间宋朝在岁额划拨和马匹比价问题上，虽有摇摆，但整体态度倾向买马司。合并茶、马司，简化贸易流程，采用茶马直接交易和比价方式，是宋朝调整茶马贸易制度的方向。熙宁、元丰年间，与马匹直接交易的物品依次为茶银帛、茶、银帛钱、茶，茶马贸易的比价方式演进序列为钱马（熙宁七年九月—九年四月）、茶马（熙宁九年四月—元丰元年正月）、钱马（元丰元年正月—四年七月）、茶马（元丰四年七月—元祐元年八月）。元丰四年（1081）后，茶马直接交易和茶马比价方式成为主流，但是钱银帛—马交易和钱马比价方式仍然存在：一方面，存在以银帛和现钱等贴支马价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现钱岁额制度存在，钱马比价仍存茶、马司财务核算的意义。
三、宋哲宗时期对茶马贸易和比价方式的调整
元丰八年（1085）九月，朝廷令提举成都府等路榷茶公事陆师闵兼提举陕西买马司，即以茶场司兼领买马司，茶场司也承担了部分买马的责任，但仍存买马司和茶场司机构之分。元祐初，川陕茶马贸易受到政局波动的影响，旧党主政，王安石当政时设计的“卖茶博马”法受到了部分朝臣的非议。川陕茶榷被指责为与民争利的市易法变种，“唯有益、利、秦凤、熙河等路茶场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又以茶法影蔽市易，贩卖百物”。为此，元祐元年(1086)，朝廷派黄廉相视川陕茶马。黄廉在接替陆师闵任职都大提举榷茶买马监牧公事之前，也认为川陕茶马贸易开销巨大，建议“并复熙宁以前博马之策，无交易之烦，无脚乘之劳，抉去故弊，一从私便，无复可议”。但黄廉接任提举茶马和实地考察后，改变了原有看法，认为川陕茶榷虽然过甚，但是茶马贸易之法对于边事和马政十分重要，从而保留了熙河、秦凤地区的“卖茶博马”法。
黄廉坚持茶马贸易中的茶马比价方式，只对马匹岁额和马价进行了优化调整，“价直腾踊，则害马价。今以茶马相宜，以斤对寸，高下适等矣”。黄廉坚持了“茶马相宜，以斤对寸”茶马直接交易和茶马比价方式，大体上保持了川陕茶马贸易的旧法，导致“大忤宰执之意”。该年（1086）八月，宋朝罢废了秦凤、熙河路的茶马贸易，恢复了监牧制度，据张商英奏称，“元祐初，收已租之田，复置监牧，行之九年，死生羸壮，不足相补。而又买马官本失陷”，监牧制度耗费了大量马本。另据《玉海》，“元祐初……蒋之奇为熙河帅，西蕃有贡骏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贡岁月，留其马于边。于时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马则不遇矣，而人稍安”，即大规模茶马贸易停止后，蕃部输送至内地的马匹较为少见。
宋哲宗亲政后，起用新党，元祐初被旧党弹劾的原提举榷茶买马监牧公事陆师闵重新起复，茶马贸易之法也得以恢复。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枢密院称：“买马岁额钱约五十余万贯，缘运茶、市马共是一司，均为朝廷之物。”此后，茶、马两司在机构上成为统一的茶马司。合并之后的茶马司，既要承担茶息税额，又要承担买马额度，遂突破了原有的固定买马茶息—本钱的制度。为了解决茶价上涨对买马固定本钱造成的亏空，该年（1094）六月，宋朝将定额买马本钱变为浮动本钱，据茶马司奏称：“并依见今所行条法外，每岁将未增茶价以前一年内买马遂等实价立为定额，会计支破买马司钱物外，有增起茶价，并令茶事司于所收税息钱内支破。”
陆师闵所保留的“见今所行条法”，即将前一年买马实价立为当年定额，如果当年茶价增加导致买马岁额本钱不足，则由茶事司在茶税息钱内支破。浮动马本意味着非主流的钱马比价也失去了意义，马价实际上随茶价波动，钱马比价仅存岁额核算作用，如绍圣元年（1094）枢密院奏：“请自今一切官为收市，上驷不过用茶三两驼。”
绍圣元年（1094）十月，陆师闵又奏请实行了“券马法”，“请自今使蕃汉商人愿以马给券进卖者，于熙河、秦凤买马场验印，从逐场见价给券，送太仆寺畀其值。若券马盛行，则买马场可罢”。茶马司在熙河、秦凤路先将蕃部的马匹估价给券。然后由商人牵马至太仆寺，由太仆寺给予一定的马值，再返回熙河、秦凤诸卖茶场换取茶叶。据绍圣二年（1095）四月陆师闵奏称，“今来券马初行，已见得沿边州军买卖各与前日事体不同，盖贩马客人多是就便入钱买茶结券。如前日沿边入纳见钱十余万贯，并于秦州茶场算请，又如熙、岷、通远马场岁额不少，今来客人多就秦州结券”，即茶马司所估马值，应是采取钱马比价的方式，太仆寺支付的马值，应是现钱。
四、“用茶博马”贸易和茶马比价方式的稳定成型
宋徽宗即位后，于元符三年（1100）九月废除了“券马法”，实行了“用茶博马”法，仍由茶马司负责。“用茶博马”出自崇宁二年（1103）尚书省札子：“勘会收复湟州，除以已降指挥用茶博马。”宋朝还废除了博马茶价值算入茶马司年额的制度，博马茶“依条不理年额”，茶马司每年买马费用被从岁额中剔除，茶场司与买马司的茶息—马本划转制度被废除，现钱计算的马价失去了岁额核算上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采用以名山茶直接换马的“用茶博马”法，所用茶叶称为博马茶，马匹计价采取“以茶斤重立定价例”的茶马比价方式。如崇宁四年（1105）茶马司汇报马价：“良马三等，并四赤四寸以上，上等见支二驼一头，中等见支茶二驼二十斤一十五两半，下等见支茶二驼二十七斤七两半。”
蕃部在中马时，到茶马司的茶马场以马换茶。茶马司亦需要同时完成获得茶息和购买马匹两项任务，如政和六年（1116）二月，茶马监牧公事程唐奏称：“臣到任，措置陕西买获马四万五千二十一匹，收税息钱四百八十三万五千余贯。”茶马司在上报业绩时仍保有钱马比价形式上的残留，如崇宁三年（1104），都大提举茶马事程之邵称：“今会计，秦州买四岁至十岁四赤四寸大马一匹，用名山茶一百一十二斤，每斤折价钱七百六十九文。”
为了购买足量的额内马和额外马，宋朝制定了博马茶、贴卖茶和普通食茶梯级价格制度，“其逐色茶价，系茶司依条以川路产茶场元买茶本縻费等钱，立定逐州价例，比其余杂茶例各低贱，所以优润蕃商，钩致国马”，在茶马交易中压低博马茶的价格，以此鼓励蕃部积极前来交易马匹。银、帛等物品贴买马匹制度也被茶叶帖卖所取代，即“添茶买马”的策略，“良马权添茶三十斤，纲马权添茶二十斤”。此后，以茶计价的马匹价格持续上涨，如大观二年（1108）十月，熙河兰湟秦凤路宣抚司称：“马数出少，川茶价低……其熙丰间马贱，茶价亦贱；即今马贵，茶价亦贵……若不量行添搭，深虑无以招诱蕃客收买。”
马匹价格高涨使得茶马司投入了大量茶叶用于买马，“自建中靖国元年后来，为买马数多，名山茶数少，又以兴元府万春、瑞金、大竹、洋州四色纲茶相兼应副博马，仅能足办”。大量茶叶被用于博马，使得茶马司“自将博马后来，卖茶年额例各亏失”，还导致熙河、秦凤路其他支用不足。如崇宁五年（1106），熙河兰岷路转运司请求支茶博籴，枢密院认为：“寻契堪，若更将茶博籴，委是有妨博马。”崇宁二年（1103），宋朝购买额外的两倍川茶至熙河，“于茶马司岁额外，增买川茶两倍茶，朝廷别出钱二百万给之，令提刑司封桩”。茶马司每年大约搬运5万驼茶叶至熙河、秦凤路。崇宁四年（1105），令“陕西茶马司支茶五万驼，于年额收买战马两万匹，分配诸路”，买马费用几乎占据茶马司运往熙河、秦凤路的全部茶叶。
大观四年（1110）五月，宋朝正式施行“减茶博马”的策略，即专用名山茶买马，“其名山茶除博马外，不许他用”。宋朝降低以茶计算的马匹价格，废除茶叶低价贴卖制度，“以茶斤重立定价例……昨蒙依元丰旧法，其马价比泛抛顿减茶数”。实行减茶博马后，茶马司结余了不少茶叶。政和三年（1113）八月，提举买马监牧司称，“自减茶博马后，每年约攒剩茶一万四千余驼”，三年共“攒积茶五万余驼”。马价降低使得蕃部入中马匹数量减少，如大观四年（1110）八月至政和元年（1111）二月底的茶马贸易主要月份，此半年茶马司总共买马1.08万匹，远低于2万匹的年额。
宋徽宗时期，“用茶博马”的贸易和茶马比价制度基本成型。茶、马两司的岁额划拨制度被废除，茶叶和马匹实现了全面的直接交易，省却了各自价值换算成“现钱”的环节。“以斤对寸”的茶马比价方式得以固定。宋神宗时期残留的以银、帛等实物贴买马匹的制度也被废除。即使是增加和减少马价，也是采取了“添茶买马”和“减茶博马”的方式。蕃部在入中马匹时，只需与茶马司以马易茶即可。由此可见，影响南宋和明清两代的茶马贸易制度在宋徽宗时期业已形成。
结论
北宋熙河、秦凤地区茶马贸易和比价方式存在复杂性和反复变化的特点。宋神宗熙丰年间，宋朝采用了“卖茶博马”法，分立茶、马两司，规定了茶场司划拨固定额度的茶息充作买马司购买额内马匹买马本钱的制度。蕃部入中马匹时，需先与买马司交易，获得马值，再到茶场司购买茶叶。茶马贸易流程涉及茶场司、买马司和中马人三方，而茶、马司利益不尽相同，相互掣肘。熙丰年间，马匹价格的主要计算方式呈现出钱马—茶马—钱马、茶马比价的摇摆演变序列。茶、马两司相争对宋朝买马事业造成了损害。宋哲宗早期，将茶、马两司合并为茶马司，马匹估值保持了“以斤对寸”的茶马比价。绍圣元年（1094）开始，宋朝在陕西茶马贸易中实行了券马法，主要实行钱马比价。宋徽宗即位后，废除了券马法，实行“用茶博马”法，以博马茶直接与马匹交易，并将博马茶值从茶场司的岁额中移除，采取了茶马比价方式。
简化流程，是北宋茶马贸易和比价方式演进的核心方向。合并茶、马司，将茶场司卖茶、中马人卖马、买马司买马的“卖茶博马”三方贸易，简化为茶马司买马和中马人卖马的“用茶博马”两方贸易；将涉及马、茶、银帛三种贸易要素的钱马比价方式简化为茶、马两种贸易要素的茶马比价方式。宋朝不断调整茶马贸易和茶马比价方式，经过了反复探索和演进的过程，最终确立了“用茶博马”的贸易方式和“以斤对寸”的茶马比价方式。北宋茶马贸易和比价方式的成形在中国古代贸易制度上具有重要开创意义，对南宋、明、清时期茶马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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