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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 《美术大观》2023年第2期作者 l [美]黄士珊译者 l 韩吉绍、张鲁君分享 l 书艺公社（ID： shufaorg）
道教用印始于东汉时期，待发展至中古时代，其重要性及复杂性随之增加。诸多道印中，以道教医疗与驱邪仪式所用之黄神越章最负盛名，其流传与演变贯穿汉、唐、宋等时代。道教印章的质材，最早以石材和金属为主，后发展为以木质为主，包括一称为雷击木的特殊类别。配合造印，还有造印式、祭印法等礼仪规范。
中国和近东、埃及、希腊等其他古代文明最早发明了印和密封行为，主要功能是认证和担保。[1]在这些不同传统产生的印中，有的被视为护身符，能够施加额外的治疗和保护能力，用于宗教或萨满活动。[2]在某些文化中，尤其是在中国，封泥也被称为“印”，被尊为具有同等的效力。正如Verity Platt令人信服地指出，与模型铸造的生产方式相比，印“具有独特的再造方式，它不需要由专业工匠在作坊内进行，任何拥有者都可以频繁地复制”。这种“自我复制能力”在“原型”和“复制品”之间自然产生一种张力，使得印成为视觉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的独特媒介。[3]
印是在玉、象牙或木材的坚硬表面上浮雕或凹雕而成。“seal”的名词和动词形式在汉语中都叫“印”。这个字还可指印刷或印刷术，主要是发明于7—8世纪的木版印刷术。在汉语中，盖印和木版印刷的语言互换性清楚地揭示出二者的密切关系，促使学者们将印的雕刻和使用看作中国印刷术的技术先导。[4]
与近东和地中海的图画印不同，中国历史上主流的印大量使用文字，只有一些早期的样式使用图像。[5]在近几十年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之前，研究人员主要依靠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目录进行研究。今已佚失的徽宗时撰《宣和印谱》被认为是最早的官修目录，[6]但大多数现存作品都出自16世纪中叶以后，唯独南宋王俅（约12世纪）《啸堂集古录》（1176年前）和赵彦卫《云麓漫钞》（1206年前）中选录的是例外。[7]
此外，学者们还利用收藏家们盖在绘画和书法卷轴上的印，特别是那些皇家和名士的藏品。这种学问被称为“印学”或者“印鉴”，对学习中国艺术者而言，是必备知识。[8]总的来说，中国印学的首要方法是直观视觉性的，其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辨识印记、确定年代，以及区分真赝。[9]
到目前为止，道教印章还没有形成任何一种研究学科。它们见于《道藏》（1445）大量插图中，[10]考古遗址中也有广泛出现。除采用传统鉴赏和艺术史方法外，笔者主要强调对象的视觉分析，并结合最近的语境和跨学科方法，将道教印章视为赋予和实现道教信仰的物质对象和媒介，通过多方面的道教活动来审视道教印章，在这些活动中，印被制作、观看和使用。由此，笔者为基督教艺术史学家戴维·摩根（David Morgan）发人深省的作品提供了一个道教回应，他热切鼓励研究人员将“物质宗教”或者“视觉宗教”作为一个新的综合研究领域，并吸收艺术史和宗教学的既有方法。[11]
印和符、图、文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道教文书共同形成了道教视觉文化的“真形”，其独特的基础在于以文字和图形不断交融。[12]借用米切尔（J.T.W.Mitchell）的图像理论来讲，道教印章以“文字图”（imagetext）的特征而著称，这种特征指的是“一种混合与合成的形式”。[13]与其他像道符一类的道教文字图相比，道教印章即使在道教研究领域也很少受到关注。[14]然而，道士曾将印和符一起用于驱邪、治疗和其他仪式活动中。它们的角色有时可以互换：道士在用符前有时会在上面盖印；或者，主持治疗的道士会用矿物质浸染印章，盖在纸上，并将纸烧成灰，让患者服下用灰炼制的液体药物。
从道教等级的角度来看，印的地位比符还高。如南宋《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生动地描述：[15]
如有符而无印，则是有兵而无将；如有印而无符，则是有将而无兵。[16]
将军和士兵的比喻进一步突出了道教驱邪和拯救仪式隐含的军事寓意。印的更高地位还能解释为何《道藏》中印比符少得多。翻阅《道藏》，印的插图并不引人瞩目，主要因为它们若与通常很耀眼的符相比大小的话，即显得微不足道。正如Platt所言，与印的“重大意义”相比，其“小巧尺寸” 显得不协调。[17]Susan Stewart经常被引用的巨大与微缩的理论有助于解释这一矛盾。[18]类似于“微型物体”，印不会因其物理尺寸而失去其纪念碑性，相反，极小的尺寸使浓缩成为必要，因此进一步增强了其隐含的深奥象征意义。正因印章被微缩的物质外观，越发凸显其“思想属性”上的宏大感。[19]
一、最古老的印章
东汉至魏晋时期，道教继承了古代中国印章文化，并将其功能从认证和担保扩展到包括驱邪和治疗在内的宗教层面。考古发现的大量古印揭示了道教印章的早期发展情况。[20]
最早的道教印章可以追溯到汉代，其形式基于官印，大多用青铜制成，刻有清晰的篆文。一些印铭文表明，天帝和黄神是最常被召唤的神。有一组重要的印和封泥，其铭文是“天帝使者”（图 1），这个自封的头衔指使用这种印的道士。[21]
图 1 ˉ 天帝使者封泥，东汉，江苏高邮出土，南京博物馆藏（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 21 页，no.8）
“天帝杀鬼之印”表明，这些印和封泥很可能大多是天师道道士驱邪所用。[22]图2是一个印的两个刻面。正面（图2a）六个篆文符号均匀分成三栏，字外有框格。背面（图2b）图案是一座两层建筑，里面有两匹马，可能是纯粹的装饰，没有特定宗教含义。印格的设计、文字和绘画的风格都符合当时的印章视觉文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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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ˉ 双面“天帝杀鬼之印”（a. 正面，b. 背面），浙江省博物馆藏（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 21 页，nos.14-1，14-2）
道教印中被记载最多也最神秘的，大概就是那些带有“黄神越章”四个字的印，被认为是“黄帝所辖越地的符咒”，[24]后来又称为“越章”。一个黄神越章双面雕刻（图3），[25]一面有四个清晰的“黄神越章”字符（图3a），书风类似主流汉代官印；[26]另一面有二十个半图像化字符，均匀分布在5列4行的方框中（图3b）。最右边一列四个框中依稀可辨识“（杀）鬼之印”四个字，这与前面讨论的双面印（图2）中的杀鬼概念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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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ˉ 双面越章（a. 正面，b. 背面；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 20 页，no.21-1）
有一则解注文与此相关，它出自133年，用朱砂写在解注瓶上（图4），此瓶被发现于陕西一座东汉墓葬中。
图 4 ˉ 解注瓶上的文符，出自陕西户县（今西安市鄠邑区）朱家堡曹伯鲁墓，133 年，东汉（王育成：《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 22 页，图 11；王育成：《道教法印考实》，第 444 页）
解注文进一步表明越章可用于丧葬中，天帝使者就是用越章为墓主人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