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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 《美术大观》2023年第2期作者 l [美]黄士珊译者 l 韩吉绍、张鲁君分享 l 书艺公社（ID： shufaorg）
本文在王育成先生对道教印章分类的经典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修订道教印章的分类方法学。从视觉分析的角度出发，将道教印章分为四类：1.篆书式；2.天书式；3.符箓式；4.图案式。此分类原则，彰显了道教视觉文化中图文交错、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道教“文字图（imagetext）”的创造准则。四类印章中，第一类纯属文字，最后一类则纯属图案。而介于两者之间的，皆为图文混杂，乃道印之主流，体现了道教视觉文化的精髓。
道教印章类型学最早可以追溯到王育成，他从《道藏》中复制了260多方印（以宋代及宋以后的为主，有一些是唐代的），并做了一个印名和数据源的综合索引。他把这些印分成四种类型：1.篆书式；2.符篆式；3.道符式；4.符图式。[1]
这种分类自然有用，但还需要进一步区分。首先，王育成在其著作中所发表的道教印式，并非根据他在文中分类的顺序所列出。他在文中所提出四种印章的类型，乃以印章的名称为基准而整理得出，并非根据印章的视觉特征。这四种印章类型的名称，彼此在概念上存有重复性，导致读者不易从印章的样式来分辨印章的类型。以上这些问题，使读者不易把握印的类型与其外观之间的关系。
其次，李远国和卢昆永根据明代《道藏》及私藏明清铜印的图谱重新整理绘制出200多种道教法印印样。[2]作者把道教法印的类型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细分成78种，分类基于印上的尊神名号及其召神摄鬼的仪式功能。[3]第二部分包括53种，展示了道教神司道职和咒语经文印。[4]由于作者对相关的道经引文都列有一到两种印样，其研究成果具有工具书的作用。不过，作者所提出的两大类型也有一定的重复性，尤其是关于印的仪式功能方面，因此还是容易造成混淆。[5]这种分类法，仍然缺乏视觉特征的考虑。
在上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视觉研究的角度出发，将道教印章分为四种类型：1.篆书式；2.天书式；3.符箓式；4.图案式。本文所修订的类型，注重道教印章设计的策略、道教文字和图像的紧扣关系。[6]第一种类型完全基于文字，第四种则是完全图形化的。而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则介于两者之间，融图文于一体，为道教视觉文化的核心部分。
一、篆书印
篆书式印章是《道藏》印样中数量最少的一类。[7]和其他类型相比，它们最容易辨认，反映出道教与当时主流印章文化的密切关系。此类篆书印章，通常召唤掌管重要神职、对道教仪式至关重要的司法机关，譬如“北极驱邪院印”（图1a）、“都天大法主印”（图1b）、“上清天枢院印”（图1c）等。这些例子都出自宋代文献，包括12世纪早期的《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约1116）和南宋的《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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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ˉ 篆书式道教法印：a-b.《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DZ 1227，32：61；c.《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DZ 549，10：474
除了与仪式功能直接相关的印外，标识道士身份的印（道士可以将这些印用作私人印章或者其他宗教功能）通常是篆书式。例如，山西大同金代道士阎德源（1094—1189）墓中发现的阎氏不同名字和道号的私印（图2a），[9]元代著名道士吴全节（1269—1346）的“玄教大宗师印”（图2b）都是篆书式。阎氏墓中出土的四方印刻有标识其不同道士身份的名号，如“玉虚丈室老师”“龙山道人”等。
图2aˉ 阎德源私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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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cˉ 篆书式道士私印
元末明初上清嗣师陈天尹的题跋中发现一枚不同寻常的道教篆书印（图2c：Liaoning2015，P.203）。它见于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少有人研究的手卷《周文英题跋卷》。[10]该卷集有信、诗、墓志铭和传记，出自元后期不同道教文人之手，包括杨维桢（1296—1370）、倪瓒（1306或1301—1374），目的是纪念他们已故的朋友周文英。
陈嗣师题跋共两处，分别列于倪瓒题跋的前后。其题跋盖了不同的道教印，包括第二篇题识中的这枚篆书式印，名为“九老仙都君印”（图2c）。[11]在陈氏的两篇题识后面，“九老仙都君印”和另一方印下面都有“祖印”章，表明这两方印可能是之前的上清道士传下来的古印。王育成进一步将“九老仙都君印”与一方现已失传的北宋同名印联系起来，后者是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诏请上清道士刘混康（1036—1108）所刻。[12]
《道藏》中的那些印（图1）以及陈嗣师的印（图2c）都采用了所谓的“叠篆”，一种宋元官印文化中新出现的风格（图3）。其标志是均匀排列的“叠旋效果”。它把原本可能是单一的直线变形为叠旋线，创造出有节奏的层次和整体上宏伟的视觉效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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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ˉ 叠篆式官印：a. 内府图书之印，北宋，见于唐玄宗书法作品《鹡鸰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b. 天历之宝，元代，见于北宋徽宗绘画《五色鹦鹉图》，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Liao2016，p.94）
徽宗的“内府图书之印”（图3a）是最能代表这种风格的初期官印之一，其为徽宗朝的一方北宋皇室印章，用于鉴定皇室收藏的绘画和书法作品。[14]很多辽、金、西夏、元朝的皇室和外围机构使用的官印也采用了这种著名风格。[15]这包括经常被引用的元朝皇室印“天历之宝”（图3b），时常出现在元文宗（1304—1332）朝收藏的书画名作上。以上这些因素导致在明代官印中出现所谓的“九叠篆”。[16]
最近的研究关注到元代官印和道教印中新创的八思巴文，它可能受到元代广泛流行的叠篆官印影响。[17]马晓林辨识了一方罕见的与全真派宗师张志仙有关的八思巴印，张于1285年掌任全真教。[18]该印刻在河南洛阳烂柯山洞真观一块1301年的石碑上（图4），在汉字碑文之后，名为“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之印”（图4b）。[19]它嵌入了与上述道教印和皇室印的叠篆文相似的多层叠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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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ˉa. 全真宗师张志仙的八思巴文印，1301 年；b. 马晓林的八思巴译文
二、天书印
天书印是四类印章中为数最多的，占王育成从道教文献中复制的所有道教法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20]它们是道教“文字图”的一部分。王育成分类中的所谓“符篆式”，其实也属于此类丰富多样的天书印系统。[21]道教天书，还包括云篆、秘篆文、玉篆、真文、天文、隐书、赤书、自然玉字等。[22]
种类繁多的天书，经常见于《道藏》保存的道经和科仪汇编资料中。这些文献大多出自13—14世纪，有的甚至在神秘文字旁边标出译字，增加了这些神秘的天书可读性（图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