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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失传的民歌

迟子建:失传的民歌

 乌塘的雨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肮脏的雨了,可称为“黑雨”。雨由天庭洒向大地的时候,裹挟了悬浮于半空的煤尘,雨便改变了清纯的本色。乌塘人因而喜欢打黑伞。众多的打黑伞的人行走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让人以为乌塘落了一群庞大的乌鸦。即便如此,雨过天晴,乌塘还是显得清亮了许多。

  周二听说我想搜集民歌,就让我到回阳巷的深井画店去。他说画店的主人陈绍纯,最喜欢唱民歌了。不过他唱的歌有点悲,人们都说那是“丧曲”。他老婆不允许他在家唱,他就在画店唱。回阳巷的商贩,最不喜欢与他为邻了。你这边生意刚开张,那边就传来了他唱丧曲的声音,谁不忌讳呢。所以毗邻画店的商铺,从烧饼铺到狗肉店再到理发店,已经几易其主。如今与它相挨的,是家寿衣店。

  周二嫂套上驴车,和蒋三生到火车站招揽生意去了。三生骑在家里的屋顶上,周二嫂喊他的时候,他激灵了一下,差点一个跟头从屋顶跌下来。周二嫂对我说,自从蒋百失踪后,这孩子就不爱呆在屋里,他除了喜欢到旅店玩,还爱坐在自家的屋顶望天。有的时候他在屋顶一坐就是一下午,似乎在张望他父亲归来。

  蒋百是如何失踪的呢?听周二说,蒋百在小鹰岭矿采煤,是个性情温顺的人。下矿归来,他爱喝上几盅酒,蒋百嫂因而练就了一手做下酒菜的好手艺。小鹰岭是个大矿,一共有六个作业点,每个作业点都要有一到两个班次在作业,而每班次是十人。矿井出事那天,蒋百早晨时离开家去矿上了,可他傍晚没再回来。从蒋百所在的班次的事故工作面上找到了九具尸体,惟独没有蒋百的。矿长说,蒋百那天根本没有到小鹰岭,下井的是九个人。这么说,蒋百那天是去别的地方了。他虽然幸免于难,但是形迹杳然,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大家对蒋百的失踪有多种猜测,有人说他抛弃了蒋百嫂,寻他中学时的相好去了;有人说蒋百被人害了,行凶者早已将他焚尸灭迹。还有更荒唐的说法,说蒋百厌倦了井下生活,到深山古刹做和尚去了。蒋百嫂原先是个羞涩的人,蒋百失踪后,她变了一个人似的,三天两头就去酒馆买醉,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也变得浪荡了,隔三差五就领男人回家去住。乌塘的许多女人因而敌视蒋百嫂,怕自家男人被她勾引了去。蒋百嫂原来受雇于一家托儿所,给人看小孩子,蒋百失踪后,她就到集市卖油茶面去了。

迟子建:失传的民歌

  周二告诉我,派出所曾对蒋百失踪的事,调查过一些人,问他们在矿难的那天是否见过蒋百?结果有两个人见过他,一个是粮库的退休工人老周头,一个是邮局的顾小栓,他们都说蒋百那天早晨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戴着矿帽,去汽矿站搭乘矿车。蒋百身后,还跟着他家的狗。它每天早晨忠心耿耿地把蒋百送上矿车,黄昏时再跑到矿车停靠地,欢天喜地地把主人迎回来。所以蒋百失踪后,这狗就不入家门,依然在傍晚时去接主人。矿车一停下,它就凑上前,但下车的人总是让它失望。它以前威风凛凛的,如今却憔悴不堪,乌塘人因而喜爱这条忠实于主人的狗,一些饭馆的老板见它从街巷中走来,常撇一些香肠和牛肉给它。

  回阳巷是一条幽长的巷子,深井画店就在这巷子的尽头,果然与一家寿衣店相邻着。画店很小,有一扇西窗,西北角的棚顶打着一个菱形木方,木方下垂下来几条铁链,钩着几幅画。我见过的画店,画都是悬挂在墙壁或者是倚在墙角的,没有像深井画店这样把画吊在棚顶下的,这做派倒有些像肉铺和洗染店了。画店的东北角,是个一丈见方的柜台,一个面容清癯的老人正俯在那儿画着什么。听见门响,他皱了一下眉,但并未抬头。我问他,您就是陈绍纯先生吗?他仍未抬头,而是抽了一下嘴角,微微点了点头。我凑到柜台前,见他正在画荷。那荷花没有一枝是盛开着的,它们都是半开不开的模样,娇弱而清瘦。我只能讪讪地自我介绍,说我想做点民俗学的调查,搜集民歌,听周二介绍他民歌唱得好,特来拜访。我说话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望我一眼,所以我觉得是隔着竹帘与他讲话。见他态度如此傲慢,我正想走掉,他突然放下画笔,没容我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一歪脖子,歌声就如倏忽而至的漫天大雪一样飘扬而起。我头一回听人唱没有歌词的歌,它有的只是旋律。那歌声听起来是那么的悲,那么的寒冷,又那么的纯净,太不像从大地升起的歌声了。

  他的歌声起来得突然,走得也突然,当我还为着歌声的那种无法言说的美而陶醉时,它却戛然而止了。他低声问了句,这样的悲调你也想收集么?如今悲曲上不了台面,你没见电视中唱民歌的个个都是欢天喜地的?

  我说,我喜欢这悲调。我的话音刚落,一个穿着肥大裤衩、着一件油渍渍蓝背心的壮汉满面流汗地推门而入。他胖得两腮的肉直往下坠。他的腋下夹着一幅玻璃框风景山水画。他一进来就嚷嚷,陈老爷,我娘嫌这牡丹不鲜艳,你再给上上色,多涂点红啊粉啊的!

  陈绍纯抬起头,对来人说,牛枕,你回去告诉你娘,牡丹涂红涂得重了,那不成了猴子的屁股了吗?我深井画店就是这么个画法,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不稀罕,我将画收回,钱一分不少还给她,你看行不行?

  牛枕将画摆在柜台上,撩起背心一角,揩脸上的汗。他粗声大气地说,哎哟,陈老爷,我娘就认你的画,别人画的她还不得意呢!她瘫了三年了,整天看的是墙,我早就说要给墙挂上几张画让她看,可她嫌碍眼、累赘,今年她是头一回提出要看画,点着名要看你画的牡丹,她年岁大了,眼神哪比年轻人,常把猫看成老鼠,把人看成鸡毛掸子。你画的红牡丹,她看成了粉的;粉的呢,又看成白的了!我又没那两把刷子,不然我就给牡丹上色了。陈老爷,求您了,改天我割一块好肉来孝敬您!

  陈绍纯叹了口气,说,再上色,可不就是糟践了那些牡丹么!你留下画吧,明天上午来取。

  牛枕像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拍着手,说,谢谢陈老爷!我娘看的牡丹,就得是歌厅中那些坐台的小姐,脸上得擦上二两粉,头发抹上二两油,嘴唇涂上二两口红,浓浓的,艳艳的,不然她是不看的!

  陈绍纯说,我看你在集市卖了两年肉,嘴皮子也练出来了。

  牛枕说,我不学会吆喝,卖的就是天鹅肉,也得烂在摊床上,如今这世道,叫唤的鸟儿才有食儿吃呢。

  陈绍纯对牛枕说,明天来取画,顺便为他在集市买两斤蒋百嫂卖的油茶面。

  一提蒋百嫂,牛枕就眉飞色舞地诉说刚刚发生在集市的一件事,蒋百嫂把一个小媳妇的门牙打掉了,这是个来乌塘“嫁死的”外乡女人。那女人买油茶面,蒋百嫂不卖给她,说她的油茶面不能给黑心烂肺的人吃。小媳妇很厉害,她朝蒋百嫂身上吐了口唾沫,说乌塘有一个烂货,她男人失踪后,她熬不住了,连捡破烂的老头都能和她睡上一觉,这个烂货怎配指责别人?蒋百嫂便大打出手,咣咣几拳,将“嫁死的”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掉了颗门牙。小媳妇哭嚎着,打电话报了警。派出所的民警赶到集市后,见是蒋百嫂在惹是生非,就说她,你看乌塘哪个女人像你?闹了酒馆又闹集市,还有一点做女人的样子么?!蒋百嫂一生气,就把一碗刚冲好的油茶面泼到民警脸上,烫得民警跟挨宰的猪一样嗷嗷叫。牛枕说完,哈哈笑了起来。

  陈绍纯说,蒋百嫂这回可闯了大祸了,那“嫁死的”小媳妇丢了颗门牙,还不得讹她个千儿八百的?

  牛枕说,蒋百嫂有那么多男人供着,赔她个万把的也不在话下!再说了,派出所这帮吃闲饭的找不到蒋百,愧对蒋百嫂,也不敢把她怎么着!

  看来在乌塘,蒋百嫂因为蒋百的失踪而成了新闻人物,你走到任何角落,都能听到她的消息。

  牛枕走了,陈绍纯依然画他的荷花。他垂着头,凝神贯注。也许在他眼中,我就是这画店的静物。我想也许他画完荷花,就有与我谈天的兴致了。

迟子建:失传的民歌

  我走出深井画店时,觉得带着一身的雪花,是陈绍纯歌声中的音符附着在我身上了。太阳在厚薄不一的云中徘徊,遇到云薄的地方,它就浅浅微笑着,而到了云厚之处,它就像一个蒙面的修女,一脸的肃穆。大地也因此忽明忽暗着。我不知道我的魔术师是否在云层的后面,他仍如过去一样在温柔地注视着我么?太阳与月亮之所以永远光华满面,是不是容纳了太多太多往生者的目光?有一缕云,轻飘疏朗得特别像一片鹅毛,它令我想起婚姻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日子。每当假日时我垂着窗帘放纵地睡懒觉时,已经把早饭热了不知几遍的魔术师就会捏着一片雪白的鹅毛,轻轻地撩拨我的脸,把我叫醒。那片鹅毛是他变魔术的道具,他在舞台上,能用它变出手帕和棒棒糖。我被扰醒后,总是捏着他的鼻子不许他喘气,嗔怪他断送了我的美梦。魔术师就会旋转着鹅毛,大张着嘴吃力地对我说,你睡了一夜,睫毛都是眵目糊,我为你扫一扫还不应该啊?他是把鹅毛当成了笤帚,而把我的睫毛当成了庭院前的栅栏了。他去世后,那片鹅毛被我插在他的指缝间,随他一起火化了,因为再也不会有其他男人用这片鹅毛叫我苏醒了。

  我在异乡的街头流泪了。只要想起魔术师,心就开始作痛了。一个伤痛着的人置身一个陌生的环境是幸福的,因为你不必在熟悉的人和风景面前故做坚强,你完全可以放纵地流泪。

  我哭泣着,漫无目的地走着。一些行人发现我满面泪痕的样子,现出怪异的神色。有两个人还关切地询问我,一个问我是不是丢了东西。一个问我是不是得了绝症。我回答他们的不是话语,而是绵绵不绝的泪水。我边走边看天,直到那片鹅毛般的云荡然无存了,才注意看脚下的路。过了回阳巷,是紫云街。我很喜欢乌塘街巷的名字,它没有那么大众的名字,比如很多城市都有的“前进路、中山路、胜利街、光芒巷、卫东巷”等等,乌塘街巷的名字,很像一个坐在夕阳底下饱经风霜又不乏浪漫之气的老学究给起的,如青泥街、落霞巷、月树街等。除了紫云街外,我还喜欢月树街的名字。月树街上有几家歌厅,我踅进两间,问这里可有唱民歌的。经营者便问我,你想点民歌?他们盛情地从KTV包房中取出点歌本,向我推荐《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走西口》《小放牛》《十送红军》《兰花花》《赶牲灵》等歌,我说我想听那种没有被流传下来的民歌,他们就像打量怪物一样对我说,那你走错地方了。

  我确实走错地方了。虽然歌厅的营业高潮还未到来,但偶尔飘来的丝丝缕缕歌声,都是那些滥俗怪诞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有两类最走红,一种是声嘶力竭地如排泄不畅地沙哑着嗓子吼,一种是嗲声嗲气地软着舌头跟蚊子一样地哼哼。这样的歌声在我听来就是人间的噪音。最后在一家名为“星星”的歌厅,总算听到一首三十年代的老歌《陋巷之春》,才让我获得了某种慰藉。唱它的是一个二十上下的女孩,虽然她模仿周璇的那种清纯甜美有些夸张,但那旋律本身的美好却像一条奔涌而来的清流一般,难以抵挡。我很喜欢它的歌词:

  人间有天堂,天堂在陋巷。春光无偏私,布满了温暖网。树上有小鸟,小鸟在歌唱。唱出赞美诗,赞美青春浩荡。

  邻家有少女,当窗晒衣裳,喜气上眉梢,不久要做新娘。春色在陋巷,春天的花朵处处香。我们要鼓掌,欢迎这好春光。

  我坐下来,在光怪陆离的灯影下要了一杯奶茶,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又回到月树街。

  月树街上的行人多了,黄昏已近,人们都在归家,街市比先前嘈杂了。我到一家面馆要了碗炸酱面,吃过后又进了一家茶馆,喝了杯绿茶。茶杯油渍渍的,让人觉得店主是开肉食店的而不是开茶馆的。等我再回到月树街时,天色已昏,歌厅的霓虹灯开始闪烁了,流动的商贩也出现了,他们卖的货色品种繁杂,有卖烧饼和牛肉的,也有卖棉花糖、头饰、背心短裤、果品以及二手手机和盗版书籍的。我买了一摞烧饼,一块酱牛肉,又到一家超市买了一瓶二锅头,朝回阳巷走去。我还想在这样的日落时分聆听几首民歌,再沾染一身雪花的清芬之气。

  快到画店的时候,我见与它相邻的寿衣店走出来两个臂戴黑纱的人,他们抬出一只大花圈。那些紫白红黄的花朵被晚风吹得那些紫白红黄的花朵被晚风吹得响,使我想起魔术师的葬礼。也有很多人送了花圈给他,可我知道他最不喜欢纸花了,我差人将他灵堂所有的花圈都清理出去。我知道有我为他守灵就足够了,我是他唯一的花朵,而他是这花朵唯一的观赏者。

  我推开画店的门,见陈绍纯正坐在西窗下打盹,柜台上空空荡荡的,看来他已画完了荷花。店里光线虚弱,可他没有开灯。从他蹙眉的举止中,可看出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可他并未抬头,仍旧眯着眼。我轻轻走过去,将酒菜摆在他脚畔,说,该吃晚饭了。

  他睁开眼,微微抬了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酒菜,叹了一口气,说,你就真想听我唱的那些悲曲?我点了点头。他再次沉重地叹了口气,说,你搜集这样的民歌,是没有出头之日的,谁听这样的民歌啊。

  陈绍纯启开酒,唤我坐在他对面的小方凳上,直接对着瓶嘴饮起酒来。他对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历过一次死亡,有一天他被一挂受惊的马车掠倒,送到医院后,昏迷了二十多天。他说自己苏醒后,耳畔萦绕的就是凄婉的歌声,那种歌声特别容易催发人的泪水,从此之后,他就痴迷于这种旋律。那时他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寒暑假一到,他就去乡村搜集民歌,整理了很多,还投过稿,但是没有一首能够发表。因为那词和曲洋溢的气息都太悲凉了。陈绍纯有一个朋友在文化馆工作,他曾把民歌拿给他看,他大加赞赏。两个人聚会时,常常悄悄吟唱那些民歌。文革中,这位朋友揭发了他,说陈绍纯专唱资产阶级的伤感小调,对社会主义充满了悲观情绪,陈绍纯开始了挨批生涯。他被打折过腿和肋骨,他们还把他整理的民歌撕成碎屑,勒令他吃下去,让这颓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变成屎。他就得像一头忍辱负重的牛一样,把那些纸屑当草料一样嚼掉。陈绍纯说很奇怪,以前他并不能记住所有的旋律,可它们消亡在他体内后,他却奇迹般地恢复了对民歌的记忆,那些歌在他心底生根发芽、郁郁葱葱,他的内心有如埋藏着一片芳草地,他常在心底歌唱着。只是那些歌词就像蝴蝶蜕下的羽翼一样,再也寻觅不到了,所以他的歌是没有词的。而那样的词在那个年代,就像插在围墙顶端的碎玻璃屏障一样,虽然阳光把它们照得五彩斑斓的,但你如果真想贴近它,跨越它,就会被扎得遍体鳞伤。陈绍纯说如果没有这些歌,他恐怕就熬不到今天了。文革结束后,他又回到学校当教师去了,退休后,就开了深井画店。他之所以开画店,就是为了唱歌方便。家人不允许他在家唱,有一回他唱歌,家里的花猫跟着流泪。还有一回他唱歌,小孙子正在喝奶,他撇下奶瓶,从那以后就不碰牛奶了,他只得在外面唱歌。

  天色越来越暗了,陈绍纯的面容在我面前已经模糊了。他对我说,在乌塘,最爱听他歌的就是蒋百嫂。蒋百失踪后,蒋百嫂特别爱听他的歌声。她从不进店里听,而是像狗一样蹲伏在画店外,贴着门缝听。她来听歌,都是在晚上酒醉之后。有两回他夜晚唱完了推门,想出去看看月亮,结果发现蒋百嫂依偎在水泥台阶前流泪。

  陈绍纯的歌声就是在谈话间突然响起来的。他的歌声一起来,我觉得画店仿佛升起了一轮月亮,刹那间充满了光明。那温柔的悲凉之音如投射到晚秋水面上的月光,丝丝缕缕都洋溢着深情。在这苍凉而又青春的旋律中,我看见了我的魔术师,他倚门而立,像一棵树,悄然望着我。没有巫师作法,可我却在歌声中牵住了他的手,这让我热泪盈眶。

  我回到旅店时,天已经很黑很黑了。周二和周二嫂在吵嘴,原来周二嫂用驴车带回了一个瘸腿人,此人是个农民,他老婆进城打工,一去两年,音信皆无。他去寻,发现老婆已跟一家餐馆的大厨厮混上了,他跟大厨格斗,被打折了一条腿。他没钱医治腿,又没钱乘车,就一路拄着拐回他的老家去。周二嫂在站前广场遇见了这个衣衫褴褛、神情憔悴的人。她就把他扶上驴车,想让他来旅店睡宿好觉,喝碗热汤。不料周二对她的义举大为不满,说这个人病得快成灰了,万一死在店里,他的家人找来讹上我们,岂不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周二嫂觉得委屈,她说周二,我领回的要是个女人,你就不这么吹胡子瞪眼睛的了。周二气急了,他跺着脚说,你就是领回个天仙,我也只和你睡!

  我回到房间,洗了把脸,关了灯,躺在床上。我的枕畔放着一个电动剃须刀盒,这是魔术师的。他在时,我常常在清晨睡意蒙?时,听到他刮胡子的声音。那声音很像一个农民在开着收割机收割他的麦子。他永别我后,我将他遗落在枕畔的几根头发拾捡起来,珍藏在他变魔术用的手帕中。而这个剃须刀槽盖中,还存着他没来得及清理的被碾成了齑粉的胡须。我觉得那里仍然流淌着他的血液,所以也把它珍藏起来。我带着它出来,就是想让它跟我一起完成三山湖的旅行。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月光宝盒。我抚摩着它,想着第二天仍然可以到深井画店倾听陈绍纯的歌声,便有一种伤感的幸福弥漫在周身。然而就在那个夜晚,陈绍纯永别了这世界沉沉的暗夜,他把那些歌儿也无声无息地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