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曾经有过牛顿、达尔文等“巨匠”创造整个王国的时代，然而现当代科学家的工作却非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的扩展，另一方面也因为新的发现和科技进步越来越依赖于相互合作，靠一个科学家开宗立派的时代已远去。
虽然在科学活动中，并非每个贡献者都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但科学路上携手并进的学者们相惜相顾之情，亦常令我动容。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花“长年”，人不长年</h1>
1931年4月，当时的中国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植物组标本装置员陈长年，带着中学毕业就因成绩优异被从贵州派到这里学习的邓叔群，一起去往镇江宝华山考察植物。华东的阔叶林刚长出疏朗的叶，阳光可以透过树枝照在开阔的林间，老鸦瓣、鹅掌草、浙贝母、延胡索、刻叶紫堇开出了蓝色、黄色、粉色的小花，仰头迎着难得的春光。
独花兰 | 钟蜀黍
陈长年和邓世纬经过宝华山这片早春的林地，突然被地面一小片粉白色所吸引。那是一种兰花，与其它华东常见的兰花相比，只有一片阔大圆润的叶子，而花比寻常所见的春兰更大得多，玉白的唇瓣上点缀紫红色的斑点，更有如小指般长而阔大的花距——那通常盛着吸引昆虫的花蜜，但这兰花的花距里却空空如也，只如雕琢镂空的玉杯。他们猜测这是一种从未被植物学界所知的兰花，于是小心翼翼地采了几株压在了标本夹里。
独花兰的花朵 | 朱鑫鑫 / 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时光如梭，很快到了1935年，当时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教授兼植物部主任的钱崇澍先生在仔细翻看这批四年前采集的植物标本时，不禁悲喜交加——所喜的是，这的确是从未发表过的植物新物种，甚至是新属；而所悲的是，标本的采集者之一，他的助手和好友陈长年，已经在他采完标本后的1932年，在野外工作中意外去世了。
在怀念和思虑之下，钱崇澍先生最终决定将这个发现于宝华山的兰花新属命名为”Changnienia”，即“长年兰属”，以纪念陈长年作为标本采集员——常常被遗忘的野外工作者对植物学的贡献。“Changnienia”属下的唯一物种，被命名为“Changnienia amoena S. S. Chien”，种加词“amoena”即“美丽”之意。
独花兰的模式标本 | 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
这一新种发表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论文集(植物组)》（Contributions from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 Botanical Series 10: 90, f. 12. 1935.），《中国植物志》中保留了这一纪念属，中文名改为更加凸显形态的“独花兰”。中国植物标本采集者作为植物属名而被后世所铭记。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悲伤的故事没有结束</h1>
和陈长年同为采集标本者的另一位采集员邓世纬，成为了专业的植物采集家，受聘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也就是今天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前身。然而同样聪敏勤奋、有着远大科学前程的邓世纬，却在1936年对贵州贞丰县的植物科考中不幸与助理都感染了恶性疟疾，由于缺乏有效药物，他和同行的采集员杨昌汉、徐方才、黄孜文在四天时间里相继病重去世，这是中国近现代植物采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邓世纬在1935年采到的苦苣苔科植物新属，也被另一位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先生命名为“Tengia世纬苣苔属”。
独花兰被发现和命名距今已近90年了。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从广西、四川、陕西、甘肃都陆续发现过这种美丽的植物。但在这些分散的分布地点里，独花兰的种群规模始终不大。
独花兰在前一年秋天长出叶子，孕育和分化花芽，在尚未荫蔽的早春阔叶林下开花，然后在夏天叶片凋落，把营养储存在地下的假球茎中。近二十年的研究中发现，独花兰也有着兰花普遍存在的欺骗性传粉，它们与很多早春植物同时开花，那些被其它植物花蜜吸引而来的熊蜂，偶尔也就一股脑儿扎进独花兰的“口袋”，却懊恼发现其中没有花蜜，气急败坏中就带上了独花兰的花粉块，在下一次上当受骗时，花粉块就传递到了另一朵独花兰的柱头上。
这种奇异的机会主义，使得独花兰在传粉昆虫众多时能够节约花蜜需消耗的昂贵能量，却在变化的自然中更易遭受冲击——当熊蜂因人为活动减少时，它们就面临着传粉机会的快速丧失。近些年的调查发现，熊蜂缺乏环境下的独花兰结实率很低。
独花兰 | 喻勋林 / PPBC中国植物图像库
而和其它兰花一样，独花兰的种子轻而微小，胚乳不发育，需要借由特定真菌侵入才能萌发——这一切都需要稳定的环境。如果环境剧变的同时遭受大量采挖，生长缓慢的独花兰就陷入了绝境。种群小且陷入人为干扰和衰退，这也是独花兰被IUCN红色名录置于“濒危”（EN）状态的原因，这意味着它们的处境比大熊猫还要糟糕。但在最新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征求意见稿）中，独花兰甚至没有被列入，也就意味着保护区之外的独花兰实际上没有受到任何保护，这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四年前，当我经过宝华山那片森林的时候，时常回想着当年的植物研究者怎样在华东最美的春天遇见它们，为它们激动不已。但两年后，我却不幸从社会新闻里知道，那片陈长年最初遇见的独花兰已被严重盗挖，而采访人员却发出了“野猪拱坏”、“宝华山从未发现过独花兰”的奇论。
如果有一天，这样一张植物的美丽名片彻底丢失，那些八十多年前不幸早逝的植物采集家、以及感怀他们的牺牲的植物学家们如果泉下有知，又怎能心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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