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淵，字叔德，隋炀帝大業十三年（617年）為太原留守。不久于太原起兵，攻克關中，武德元年（618年）受隋恭帝禅讓稱帝，國号唐，定都長安，最終一統天下。
其開創大唐基業，本應是賢明君主，但他卻猜忌多疑，少容人之量，好玩弄權術，終遭反噬。
那麼，他都幹了哪些事情呢？
誅殺降王，無論功過
縱觀隋末諸路反王，無論是與唐廷作戰失敗被俘，還是主動向唐廷納款投降，高祖盡皆誅滅，幾無幸免。以李密、窦建德、蕭銑和杜伏威4人為例。
（一）
武德元年（618年），瓦崗軍領袖李密被洛陽王世充擊潰，兵敗來投，可以說是真心降唐的。李密入關時率領着兩萬人馬，“謂其徒曰：‘我有衆百萬，一朝至此，命也。
今事敗歸國，幸蒙殊遇，當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盡當歸國。
比于窦融，勳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師，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索賄，意甚不平……高祖使密以本兵往黎陽，招集故時将士，經略世充。密行至桃林，高祖複征之，密大懼，謀将叛”。
李密兵敗之後，想入仕唐廷，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負。本以為自己率軍來投，而且在山東還有大量城池和部衆，有大功于唐，理應賞賜高位，加以重用。
結果高祖名義上厚遇李密，實際上卻待遇輕薄。試想如果真的受寵重用，又怎麼會有小人前來索賄呢？這使得李密心生不平。
後來高祖派遣李密前往山東招撫舊部，其走到半路又被召回，這本身就是對李密心懷猜忌。
自古君疑臣則臣必死，李密在唐不受重用，且又被猜忌，知道自己回去必死無疑，便不聽诏令，想要逃回山東。于是率部攻破桃林縣（今河南三門峽市西南），向南進入了熊耳山，打算前往襄城（今河南汝州）投奔舊部。
然而唐軍早已在途中埋伏，李密最終在陸渾縣南的邢公岘被唐将盛彥師斬殺。由此可見，高祖并不信任李密，想殺他又需要名正言順，于是先逼迫李密抗旨不尊，再趁機調兵誅殺，上演了一出欲擒故縱的戲碼。
（二）
夏王窦建德農民出身，重信然諾，勤政愛民，禮賢下士，有俠義之風，頗得河北軍民之心。說窦建德不應該被殺，主要是因為建德有三功：
一是占有大義。當時宇文化及弑君稱帝，是天下國賊。武德二年（619年），建德引兵讨伐化及，迎蕭皇後于聊城。“悉收弑炀帝元謀者宇文智及、楊世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對而斬之，枭首轅門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
李淵是楊隋勳戚，又受隋禅位登基，名義上理當為隋室報國仇。而建德迎鳳駕、除國賊，可以說占有國家大義。
二是與唐廷為善。武德二年（619年），“左武衛大将軍李世績、皇妹同安長公主及神通并為所虜……高祖遣使與之連合，建德即遣公主與使俱歸”。
窦建德曾擒獲過許多唐朝官吏，如趙州刺史張昂、邢州刺史陳君賓等，盡皆釋放，可以說與唐廷關系較好，并無多大仇怨。
當時唐踞關内，鄭有河南，夏處河北，中原呈鼎足相持之勢。正所謂唇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建德馳援東都王世充，其實也是出于自保。
三是獻土歸國，以禮來降，使唐廷不戰而平山東。這等彌天大功，足以抵罪。建德被俘，“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被擒如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炭生人。’
遂以府庫财務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及建德妻率僞官舉山東之地，奉傳國等八玺來降”。
建德雖敗，餘黨猶存。燕趙自古多豪傑，如果建德養子善行有雄心，振臂高呼，居河北之地，擁百萬之衆，完全能與唐廷再争天下。
退也可北連突厥，固守一方，割據稱雄。但他解戈卸甲，以禮來降，高祖理當封侯晉公，以示恩寵。奈何據其地而背其義，納其降而戮其主，實在是有失明君風範！
而且此舉影響甚廣，以緻山東諸将人人自危，降而複叛，變亂屢生。“會高祖征建德故将範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将赴長安，願等相與謀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其下骁将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被夷滅，我輩若至長安，必無保全之理。
且夏王往日擒獲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還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殺害，我輩殘命，若不起兵報仇，實以恥見天下人物。’”
（三）
衆将于是推舉劉黑闼為主，舉兵叛亂。後來劉黑闼等人勾連突厥、高開道，攻略山東，為唐大患，至武德六年（623年）才重新平定。
梁主蕭銑雖然志大才疏，但卻并不應當治死罪。武德元年（618年），蕭銑遷都江陵。當時梁國東至三峽，南盡交趾，北據漢川，擁兵40餘萬，俨然是南方最強霸主。
武德四年（621年），高祖命趙郡王李孝恭與李靖率兵讨梁。李靖趁水漲之際急下以逼江陵。蕭銑覺得等待援兵到來可能需要很長時間，堅守的話又害怕唐軍破城之後殺掠百姓。
于是率領梁國百官不戰而降，“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囚之，送于京師。銑降後數日，江南救兵十餘萬一時大至，知銑降，皆送款于孝恭。
銑至，高祖數其罪，銑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至于此。亦猶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若以為罪，甘從鼎镬。’竟斬于都市”。
蕭銑雖無勇略，卻好儒學文風，為民請降，也是仁義之舉。如果他堅守待援，依靠江陵的富庶，完全可以與唐軍周旋，隻需幾日便有10餘萬大軍來援，并不是不能戰守保全，即使不敵，也可以隐遁南方。
但他束手速降，舉國附唐，這無疑是一大功，卻因為見高祖時言語憨直，便被誅殺，不免有些荒謬。
（四）
吳王杜伏威出身微末，隋末時擁兵數萬，縱橫江淮，且頗得民心。如果他真有異志，完全可以割據江淮，南面稱尊，效仿東南六朝的故事。
但伏威并無九五之志，大業十四年（618年），“仍上表于越王侗，侗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
高祖遣使就拜東南道行台尚書令、江淮以南安撫大使、上柱國、封吳王，賜姓李氏，豫宗正屬籍”。
當時唐廷尚未統一中原，唐與吳相比其實并不占太大優勢。而伏威北面降唐，後來更是親自入朝，以示忠心，“拜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書令。
留于京師，禮之甚厚，位在齊王元吉之上，以寵異之”。但卻因江淮軍輔公祏叛亂而被牽連。
高祖不查明真相便将伏威罷官奪爵，籍沒其家，史言“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如此巧合，想必其中當有存在某種問題或陰謀。伏威之死，唐廷難脫幹系。
此外，伏威有一個義子叫阚稜，随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将軍，遷越州都督”（《舊唐書》卷五十六《阚稜傳》），助李孝恭破輔公祏，有大功于唐。
因在戰後處置江淮軍官員及财産問題上與李孝恭有争論，被其以謀反罪就地誅殺。阚稜是從三品将軍、正三品都督，李孝恭在沒有向唐廷上奏的情況下便擅自将其誅殺。
這裡面如果沒有高祖事先授意，想必李孝恭也不敢擅自斬殺朝廷三品高官。其目的應該是想盡除江淮軍骨幹首腦，以便朝廷掌控江淮。
伏威父子忠心降唐，終究下場凄慘，不免太過冤屈。是以太宗即位之初便為二人平反，并撫慰江淮軍民之心，以穩固東南。
任用奸邪，猜忌群臣
高祖刑罰倒錯，用人也是尤為偏私，而且性好漁色。封倫在隋之時依附于楊素，入唐後也是首鼠兩端，周旋于太子與秦王之間，本就是谄詐之人。
虞世基也不是正人君子，而且是弑君國賊宇文化及的内史令；而高祖竟然以封倫為左仆射，虞世基為中書令，可見其好用奸邪小人。
宇文士及是宇文化及的兄弟，其人也不過是中人之資，并無什麼大功績，與虞世基同歸關中，也是備受重用，驟升高位。可能是高祖在隋朝時深自結托，而且其妹是後宮昭儀的緣故。由此可知，高祖好用親舊，賞罰不明。
（一）
高祖未起兵時為隋太原留守，裴寂私自以晉陽宮的炀帝妃嫔侍奉高祖，劉文靜以此脅迫裴寂勸高祖起兵，“寂甚懼，乃屢促高祖起兵”。
裴寂本是谄媚之人，除勸高祖起兵外并無其他大功，而且有拒宋金剛之敗，卻被封為右仆射，冊司空，忝居高位。
而劉文靜是舉義首謀，也是從龍之臣，開國元勳，先是定非常之策，後有聯結突厥、破屈突通的大功，“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
于是與裴寂有嫌隙。後來因為與其弟劉文起在自家宴席上醉酒而出怨言，高祖竟然以此為由，将他們誅殺，籍沒其家。古人雲：“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所言不虛。
劉文靜之死，其實也是因為高祖的猜忌。文靜才幹不凡又傾向秦王，而且是唐廷與突厥的中間聯絡官，功勞甚大。或許是因為高祖擔心其日後功高難制、又有突厥為援，順帶打壓秦王勢力，是以以醉言為由将其誅殺。
（二）
高祖寵愛尹德妃，對其親屬也是百般縱容。“尹德妃之父尹阿鼠所為橫恣，秦王府屬杜如晦行經其門，阿鼠家僮數人牽如晦墜馬毆擊之，罵雲：‘汝是何人，敢經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或慮上聞，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兇暴，淩轹妾父。’
高祖又怒謂太宗曰：‘爾之左右欺我非妃嫔之家，一至于此，況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辯明，卒不被納。”
尹德妃與太子李建成親近，其父明知杜如晦是秦王府重臣，卻令家僮毆打，然後惡人先告狀，讓尹德妃在高祖身旁吹枕邊風。而高祖不查明真相便怒責秦王，給人一種偏聽偏信、好色昏庸的印象。
其實這些隻是表象，以高祖開國君主之明，不難知道尹德妃傾向太子，尹阿鼠毆打秦王府重臣，背後必然牽扯到太子與秦王的奪儲之争。
而高祖不待查明真相便斥責秦王，實際上已經對秦王不滿，心懷猜忌。後來更是調離秦王府諸多文臣武将，試圖削弱秦王勢力。
史書常言秦王功高蓋世，為太子所忌，但其實真正忌憚的又何止是太子呢？縱觀魏晉南北朝數百年曆史，文臣篡位、武将奪權、皇家父子相忌、兄弟相殘之事數不勝數。秦王勢大且素得軍心，謀士如雲，武将如雨，自然為君王所忌憚。
臣子功高震主，對于君主而言是不能容忍的。即使他沒想過要造反，但是卻有造反的能力，這就是臣子的過錯！秦王雖然沒有造反，但又何嘗沒有造反的能力呢？
隻是當時國家還不是很太平，秦王身為皇子又富有才幹，高祖尚需依賴，待天下大定，自然是恩寵盡收，遭受打壓。
（三）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于玄武門誅殺太子李建成及齊王李元吉。高祖隻得立秦王為太子，史稱玄武門之變。但是玄武門之變，追根溯源，高祖也是難辭其咎。
登基之初，已經立嫡長子李建成為太子，名分既定，卻又寵用秦王以建不世軍功。而且賞罰不明，使得兄弟生隙，禍起蕭牆。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太子舊部楊文幹于甯州舉兵造反。高祖召來秦王說：“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
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秦王于是前往甯州平定叛亂。平叛後不久，高祖便改變心意，對秦王說：“觀汝兄弟，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競。汝還行台，居于洛陽，自陝以東，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
秦王将要前往洛陽，因為被李建成和李元吉所阻撓，高祖又改變了心意。當時秦王已經功高難封，高祖允諾秦王去甯州平叛歸來後，便改立其為太子。
後來又說讓秦王如梁孝王故事，這些很可能是口頭嘉獎，口惠而實不至。如果真像高祖所說的那樣，其實是給唐廷自己樹兵立敵，有失遠略。
秦王英姿過人，或許不是太子與齊王所能比拟。但其軍功卓著，勢壓太子，以至于賞無可賞，封無所封，這卻是不争的事實。
當皇子之中出現更加優秀的繼承人時，原先的太子地位便會動搖，隋朝廢太子楊勇便是前車之鑒。當時秦王勢大，對太子李建成造成巨大壓力，确實也算是逼迫。
而齊王與太子合謀來對付秦王，也是無奈之舉，畢竟高祖嫡子之中隻剩這三子，合弱攻強也是順應時勢。
是以沖突激化，玄武門之變驟發，雖然出乎意料之外，卻也在情理之中。而且此舉影響甚廣，贻害無窮。玄武門之變開李唐皇子武裝奪嫡的先例，終為後世子孫所效仿，政變頻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