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1254—1324）是中世紀大旅行家。他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從意大利到達中國，遍遊中國各地，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初離華。他的《遊記》，不僅詳細記錄了元代中國的政治事件、物産風俗，對西方世界也産生過重大的影響，因而在西方，關于《遊記》的版本、譯文和研究論著層出不窮。在大陸，映堂居士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在《中西聞見錄》第21号上發表《元代西人入中國述》短文，是第一篇介紹馬可·波羅的文章。此後120餘年來，大陸已有《遊記》漢文譯本六種，蒙文譯本二種，介紹及研究性專冊、論文百餘種。雖然比起國外研究此書的成就還有一些差距，但也有我們的特色，為這門學科的研究添磚加瓦，作出了一定貢獻。
一、關于漢蒙文譯本
六種漢文譯本是：1.魏易：《元代客卿馬哥博羅遊記》，1913年北京正蒙印書局出版。
2.張星烺：《馬哥孛羅遊記》，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學圖書館發行。此前，張星烺曾将英人亨利·玉爾英譯本附注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訂補注本《遊記》導言部分譯出，以《馬哥孛羅遊記導言》書名于1924年由北京地學會發行。至1929年，始将所譯《遊記》正文第1卷30章與《導言》合并印出。
3.李季：《馬可·波羅遊記》，1936年4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4.馮承鈞：《馬可·波羅行記》，1936年11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國後中華書局曾于1954年重印。全書分上、中、下三冊。
5.張星烺：《馬哥孛羅遊記》，1937年7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6.陳開俊等合譯：《馬可·波羅遊記》，1981年11月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從1913年到1981年68年間，出了6種譯本，數量可謂不少。至于各譯本品質，已有人撰文論及〔1〕，無需贅述。筆者的印象是，就譯者所據版本而論，張星烺先生前後所譯《馬哥孛羅遊記》較好。因為前者是英、法兩國對馬可·波羅書深有研究的學者的英譯本，其中附有豐富而有學術價值的注釋，對了解馬可·波羅書的記載極有幫助，可惜所譯正文僅30章，僅及全書七分之一；後一譯本是根據一種較新的《遊記》版本，即稱為《Z寫本》的拉丁文寫本，由意大利的拜内戴拖教授譯為意大利文，又經人譯為英文，張先生即據英譯本譯出。這一版本有許多記載為其它版本所無，彌足珍貴。不足之處是沒有注解，因原英譯本即無注解；又因“力求忠實，所有語句，類皆照譯”（原書例言），使行文有欠簡練流暢，但作為史料，仍極有價值。
馮承鈞先生所譯《馬可·波羅行紀》是據法國人沙海昂（後入華籍）的法譯本譯出的，沙氏譯本則系将法人頗節（一譯鮑梯）的舊法文體轉為新法文體，同時又将玉爾·考狄本注釋摘要附錄，頗節本所無而見于剌木學（一譯賴麥錫）本者亦為補入。據馮先生說，沙海昂譯此書僅出于業餘愛好，非專家之作，其個人注解不免有誤，馮譯則“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加之馮先生對元代曆史頗有造詣，故所譯本書較前譯諸書在譯文及注釋方面具有獨到之處。魏、李譯本皆遭指責，張譯本一則不全（舊本），一則無注（新本），滿足不了讀者的需要。陳譯雖系較近出版，理應後來居上，但其所據譯本并非新版，譯文雖較通順，仍有一些錯誤，有些涉及專業知識的地方，錯誤更明顯〔2〕。是以，就目前而論，仍以張、馮譯本為佳。
現在好的英譯本《遊記》，當以1938年穆爾（A.C.Moule，一譯牟裡或慕阿德）與伯希和（P.Pelliot）合譯的《馬可·波羅寰宇記》（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為最。此書綜合各種版本為一書，并于正文旁注明版本的縮寫，可稱為百衲本的馬可·波羅書。注釋本除玉爾·考狄本尚有價值外，則以伯希和的《馬可·波羅遊記诠釋》（Notes on Marco Polo）為精細深刻〔3〕。伯希和這兩部書在國内都人在翻譯，但出版尚遙遙無期。我們希望，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現代化的發展，這兩部書能早日問世。
翻譯馬可·波羅的《遊記》，這是研究馬可·波羅的起步或基礎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種漢文譯本雖各有短長，難以盡如人意，但譯書本身就是一項值得肯定的勞作，大陸絕大多數學者和讀者都是憑借漢譯本這個階梯才知有馬可·波羅其人并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于《遊記》中涉及的事物極其廣泛，僅就他在中國所見所聞的事件，所遊曆的地方，要将其和中國史籍一一對照和解釋，就是一件細緻複雜的工作。茲舉一例，略作說明。
元世祖時期，有一個大臣阿合馬，由于善于理财，得到元世祖的寵信，卻引起漢人臣僚的嫉視和不滿，阿合馬也恃權做了一些不法行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漢人益都千戶王著為首的一夥人設計把阿合馬殺死。此事《元史本紀》和《阿合馬傳》及其它有關人列傳中記之頗詳。馬可·波羅其時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記載了這一事件，正可以印證、補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現今的漢譯本都把這一為首者的名字譯錯了。如首譯此書的魏易譯為：“有契丹人名陳國者Chen-ku，軍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謀舉事殺阿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國者Van-ku，亦為軍官，率衆萬人。”（譯本卷二，第16頁）李季譯本說：“有一契丹人名張易，系一千夫長……他滿懷忿怒，遂與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萬夫長（按《元史》載王著為益都千戶）——密謀毀滅阿氏”（譯本第155頁，括号内按語為李季原加）。
馮承鈞譯本說：“其中有一契丹人名陳著（Tchen-tchou）者，身為千戶……遂與别一契丹人身為萬戶稱王著（Wang-tchou）者同謀殺之。”（中冊第341頁）
張星烺新譯本說：“有一個契丹人，名叫張庫（Chencu，音譯）是一個千戶軍官……他盛怒之下，對另一個萬戶軍官契丹人王著（Vancu）謀殺阿合馬。”（譯本第163頁）
最後，陳開俊等譯本是：“有個契丹人，名叫張易（Chenchu），是個千戶……他滿懷悲憤，和另一個契丹人，萬戶王著（Vanchu）密謀殺害阿合馬。”譯者在“王著”名下附腳注說：“按《元史》，王著為益都千戶。”（譯本第113頁）
按，《元史·世祖紀》和《阿合馬傳》，王著是益都千戶，不是萬戶，譯者也已指出；和王著同謀的人是高和尚，此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樞密副使張易推薦，說他“有秘術，能役鬼為兵，遙制敵人”，受命與大臣和禮霍孫将兵赴北邊，其後無驗逃回，是否封為萬戶，史無明文，但其人絕非張易。張易确有其人，但并未參與殺害阿合馬的現場，當時他任樞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黨崔總管假傳太子真金令旨，令其發兵，張易“莫察其僞”，即遣其部下領兵而去（《元史·阿合馬傳》）。至于陳國、王國、陳著、張庫，隻是魏、馮、張三先生就字面譯音，更無其人；連他們譯為王著的那個人，也并非《元史》上的王著，他們都譯錯了。
這個問題，早為中外對馬可·波羅學深有研究的學者所指出并解決了。約在1943年前後，西南聯合大學的邵循正教授在一次題為《語言與曆史——附論〈馬可·波羅遊記〉的史料價值》的學術報告中就指出，馬可·波羅在此章中所稱的Cenchu，應譯“千戶”，是官号而非人名，其人即《元史》中的王著；至于Vanchu，應譯“萬戶”，不是王著，邵先生認為可能是阿合馬的同黨崔總管。總之，馬可·波羅所指的兩個主謀人，一個是千戶官，一個是萬戶官，原文已說得很清楚，他并不知道這兩個主謀人的真名，漢譯者由于知道刺殺阿合馬的首領是王著，遂先入為主，用威妥瑪（T.Wade）譯漢音法，把 Vanchu 譯為王著，而另一個Cenchu，則《元史》并無其人，隻能随意而譯了〔4〕。
外國學者解釋得更早。1927年，穆爾在題為《阿合馬伯羅之被殺》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确為千戶王著，Vanchu即萬戶，其人極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後伯希和更肯定其說〔5〕。
由上可見，翻譯《馬可·波羅遊記》，不僅是文字的轉譯問題，而是一項嚴肅而艱難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們不能要求漢譯者畢其功于一役，把書中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應在他們譯書的基礎上，作一些校勘、補注、考證等前人未竟的工作。這些年來，我們已作了一些，以下分類述之。
順便提一下蒙文譯本。第一種是賽亞東根據李季的漢文譯本轉譯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種是葛爾樂朝克圖根據日本青木一夫所譯意大利拜内戴托發現的“Z寫本”譯為日文再轉譯為蒙文的。二書雖系一再轉譯之作，卻說明了大陸對《馬可·波羅遊記》的重視。
二、研究情況概述
馬可·波羅在書中記載的元代中國的事情非常繁富，他遊曆的地區很廣，所見所聞，多筆之于書。這些記載，既可與中國史籍互相印證，也有一些晦澀不清、需要考證的地方，這就給研究者提供了課題。西方學者已研究并解決了一些問題，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補充、審正、提出新的看法，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任務。
（一）馬可·波羅的身份問題
馬可·波羅在書中對他自己在中國擔任的角色述說不清，他先說他為大汗（即忽必烈）出使各地，又說曾治理揚州三年，這在中國史志上都無迹可尋。對此，大陸學者曾提出三說。
（1）樞密副使說法國學者頗節（一譯鮑梯）于1865 年出版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遊記》中據轉譯之《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以大司農、禦史大夫、宣徽使兼領侍儀司事孛羅為樞密副使，兼宣徽使，領侍儀司事”記事及書《阿合馬傳》中王著等殺阿合馬後，元世祖命樞密副使孛羅等“讨為亂者”等記載，認為此樞密副使即馬可·波羅，亨利·玉爾從之。張星烺在譯亨利·玉爾英譯本《遊記導言》時，為之補《中國史書上之馬哥孛羅》，詳搜《元史》及其它資料，确證了頗節之說。束世澂見其文後，贊同其說，并著《中國史書上之馬哥孛羅考》，較張文所搜孛羅資料更為完備。但也提出一點“存疑”，即，《元史》上的孛羅，在任樞密副使以前，至遲在至元七年（1270年）已任禦史中丞，若其人果為馬哥孛羅，則馬哥之至中國，至遲亦在是年，而據《遊記》，其抵華時間，當在至元十二年（1275）。他說：“豈樞密副使孛羅非馬哥孛羅欤？然其行事與《遊記》何無一不合者也？”這本是一個擊中要害的問題，然而束先生因基本同意張先生的樞密副史說，最後仍以波羅書記載有誤的推測（此系張說）而未追究下去〔6〕。
張氏此文，在當時頗有影響。法國人沙海昂（即将頗節本《遊記》轉為新法文者）讀後，即譯為法文，并在當年（1922）10月在北京觀象台為之作宣傳講演〔7〕，表明二人看法相同。1926 年出版的李思純《元史學》，有《補馬可·波羅傳略》，也說馬可于“1277年，遂拜樞密副使”。但《蒙兀兒史記》作者屠寄（1856—1921）在其書卷一一七《馬可保羅傳》中則反對此說，他在該卷夾注中引證《元史·阿合馬傳》後說：“西人之稍讀元史者，妄謂此副使孛羅即馬可保羅，徒以孛羅二字與保羅音近耳，實則副樞孛羅必是蒙兀種人而非馬可，故《馬可遊記》舊本不載其事，明嘉靖間（1522—1566）西人續得《馬可遊記足本》始知之，并謂或馬可不願當世知之，故先不傳播。錢念劬《舊潛記》疑之，寄以為定是西人附會之說。”屠氏此說遠在張星烺補傳之前，當系針對亨利·玉爾《導言》之說，此據該文最後夾注有“英人尤氏（即玉爾——引者）雲”可知。這是大陸學者最早否定馬可·波羅為樞密副使的第一人。他譯波羅為“保羅”而不用“孛羅”，免與《元史》中名孛羅者相混，頗有見識。雖然他僅從種族不同而推斷，未舉出更多論據，但首倡之功亦不可沒。
此後，法國東方學者伯希和在1927與1928年合刊的《通報》（刊物名，荷蘭出版）上，發表了《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譯注正誤》一文，批評了沙海昂沿襲頗節“樞密副使說”之誤。他提出，英人巴克爾（Parker）在1904年曾說1277年的孛羅不得為馬可·波羅，他自己也曾引剌失德丁（Rashu-d-Din）的《蒙古史》（即今漢譯《史集》——引者）的一段，證明中國史書所志參加阿合馬案件的孛羅，也不是可馬波羅〔8〕。馮承鈞在所譯沙海昂《馬可·波羅行紀》上冊《序》中說：“考《元史》，至元七年以禦史中丞孛羅兼大司農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農、禦史中丞孛羅為禦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農、禦史大夫、宣徽使兼領侍儀司事孛羅為樞密副使，記載此孛羅拜官始末甚詳，則不得為至元九年（按，應為至元十二年即1275年——引者）初至上都之波羅，彰彰明矣。”他說：“是以我名其人曰馬可·波羅而不名之為馬哥孛羅。”此注作于1935年2月20日。
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份刊載了岑仲勉先生的《蒙古史劄記》，其第八篇為《樞密副使孛羅》一文，針對張星烺先生的論點作了詳細的讨論。首先提出三點疑問：1.張氏将孛羅一家自威尼斯至大都時間之三年半強縮為一年餘，與事實不合，疑點一；2.張氏縮短行程時間目的在證明馬可父子于至元十年（1273）到中國并參加炮攻襄陽之役，但該役在至元十年正月，馬可父子即令能到，行裝甫卸，何能立即獻炮法攻城，此其二；3.張氏謂馬可在揚州當任達魯花赤或宣慰使，如馬可曾為樞密副使，則其出任揚州官員為降職，何以獲元世祖寵遇者竟左遷外秩？且其治理揚州年代亦難以确定，疑點三。岑氏更進一步就樞密副使孛羅的仕官經曆與馬可入華年代不合，孛羅所任職務（如宣徽使、侍儀司等）非入華不久之馬可所能勝任等問題展開評述，否定了馬可為樞密副使說〔9〕。
至于《元史》上的樞密副使孛羅，已有人對其生平經曆作了詳盡的考證。餘大鈞教授在《蒙古朵兒邊氏孛羅事輯》長文中指出，孛羅是蒙古朵兒邊部人，生年約在1246年左右，1283年（至元二十年）夏，孛羅奉旨出使波斯伊利汗國，于1284年末或1285年初到達，從此一去不返，于1313年4月去世〔10〕。可見此人與馬可·波羅毫不相幹。
（2）揚州總管說馬可·波羅講到揚州時，說揚州“被選為十二省城之一”，又說他“曾受大可汗的指令，治理這城三年之久”〔11〕。他在揚州任何官職，大陸史書及揚州方志均無記載。映堂居士在《元代西人入中國述》中說，博羅瑪格（這是按中國習慣以姓冠名前的譯法）“曾為揚州總管”，這是在大陸提出揚州總管說的第一人。此後，屠寄在所著《蒙兀兒史記·馬可保羅傳》中也說：“（至元）十四年（1277）……時宋已平，特授揚州路總管，在職四年。”再後，在馮譯《行紀》的《叙言》（第9頁）及第15章（注一，第35頁）都說馬可·波羅曾被任為揚州總管，但在同書第143章《揚州城》一節的正文和附注中（見中冊第542～543頁），卻未提總管二字。
揚州總管說外，尚有揚州宣慰使（張譯《遊記導言》第100頁）、都督（李季譯本第226頁）、總督（張譯《遊記》第288頁，陳譯本第168頁）等說。這些譯文都值得推敲。
筆者認為，總管、都督、總督等都是漢譯者用的官名，與馬可·波羅實際在揚州擔任的職位都不相幹。
馬可·波羅講到揚州城時，說揚州“被選為十二省城之一，是以大可汗的十二總督之一駐在這城裡”。又說馬哥孛羅“曾親受大可汗的指令治理這城三年之久”（見張譯本第288頁）。這是把揚州作為一個行省的省會而說的，揚州确實曾有一段時間為江淮行省的治所。在元代，行省的長官稱平章政事，這用歐洲文字表達不出來，隻能譯為Gouverneur或Gouverneur général（法文），Governor general（英文），頗節、沙海昂的法文本和玉爾的英文本就是這樣譯的。這兩種外文再譯成漢語，則可譯為總管、總督或都督。從翻譯的角度看，這本無可指責。但在元代，行省以下的路，恰好有總管一職，是以，馬可·波羅便由西方人了解的行省長官變為中國人了解的揚州路總管了。總之，所謂馬可·波羅任揚州總管一說，隻是文字翻譯的偶合或巧合，以緻誤假成真。從馬可書中的記述，是得不出這個結論的〔12〕。至于總督、都督，其意與總管同，元代行省并無其官，可不具論。
關于揚州宣慰使一說，是張星烺先生譯亨利·玉爾的《馬哥孛羅遊記導言》中的話，似乎玉爾認為馬可曾任揚州宣慰使。其實，這又是張先生的漢譯問題。查玉爾的原文是：“At one time weknowthathe held for three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thegreatcityofYang-chau”，直譯可作：“他曾治理揚州大城三年”，直譯則為“嘗為揚州宣慰使三年”，與原文相差甚遠。其原因可能是，他認定《元史》上的樞密副使孛羅即馬可·波羅，又認為此孛羅曾任過宣慰使。在其《中國史書上之馬哥孛羅》文中，他引《元史》卷七《世祖本紀》“至元七年十二月丙申朔……以禦史中丞孛羅兼大司農卿”條後說：“此人後升禦史大夫、宣慰使、樞密副使。”又引同書卷九：“至元十四年二月，以大司農、禦史大夫、宣慰使兼領侍儀司事孛羅為樞密副使兼宣徽使、領侍儀司事”，證明馬可·波羅曾任宣慰使，而宣慰使是地方機構宣慰司的首長。這看起來沒有錯，可惜他引的《元史》版本錯了。據百衲本洪武版《元史》及中華書局标點本《元史》，至元十四年二月此條不作“宣慰使”，而作“宣徽使”，這是正确的。因為此時的禦史大夫孛羅是在中央任官，不可能兼地方官〔13〕。李思純《元史學·補馬可·波羅傳略》沿襲張說，謂“明年（1280年），出任淮東道宣慰使”，蓋因宣慰司系分道設定，揚州置者稱淮東道（《元史·百官志》七）。
實際上，馬可·波羅是否在揚州任職，還難确定。亨利·玉爾曾指出，有一種《遊記》版本說馬可·波羅“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三年”，未提任職。伯希和則認為，馬可·波羅所任的差使多半是鹽稅事務，他在揚州所擔任的職務，也應當是有關鹽務的官員〔14〕。當然，這隻是一種推測，還無從證明。馬可·波羅在揚州任職以及他在華17年間任職問題，還是一個懸案。近年來，已有一位學者對此提出進一步的清理工作。
（3）斡脫商人說 1992年，蔡美彪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上發表《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一文，在考察了馬可·波羅在華的“語言與觀念”後，他就馬可的“地位與身份”作了詳細的探索和分析，推斷馬可·波羅是“色目商人中的斡脫商人”。論據如下：
1.馬可·波羅《遊記》中有關他是否擔任行政官員或使臣的記述模糊含混，難以置信。書中隻說他被稱為閣下（Messer或譯先生），而無任何官名和職銜。元朝出使使臣必須持有朝廷授予的牌符（牌子），馬可經行中國各地卻從未提被授牌子，不可能是正式使臣。他提到出使過哈剌章（雲南）和印度，俱未言及執行任何行政使命，而隻記當地風俗物産、貿易情況（前地）和采珠方法及寶石（後地）。既無牌符，又無奉使記錄，表明他不具備使臣的地位和身份，最多不過是随員。其揚州任職可疑，有版本說他居住此城三年，伯希和推測他是鹽務官員，并無實證。可能他以商人身份參予過揚州的商務管理。
2.《遊記》記述中國情況涉及方面很多，但不象旅行家那樣去描述名山大川景色和文物古迹，也不象一名官員那樣去記述行政事務和官場紛争，而是以極大興趣記錄各地物産、貿易、集市、交通、貨币、稅收等與商業有關的事物，表明他具有豐富的商業知識和在中國從事商業的實際經曆。書中較多涉及的珍珠、寶石、香料、鹽業等等，都是元代色目商人所經營的行業，可能也是波羅一家經營過的行業。馬可不懂漢語，與漢族文士和色目文人無交往，他所交往的是商人和商務官員，因而他所記述的某些曆史事件，往往确有其事而不盡相合。
3.波羅一家本是威尼斯富商，他們在華17年之久，并無奉使或任職記錄，當是繼續經商。回國時帶回大批珍寶，成為“百萬富翁”，表明他在中國經商緻富。若隻是旅行家、傳教士或一般官員，不可能積累如此巨額财富。他書中記載中國麝香的出産，還帶回麝鹿的一副頭骨和腳骨，在威尼斯還因麝香貿易糾紛上訴，而販運香料是元代色目商人經營的行業。
據此，作者認為，馬可·波羅在中國期間是一名色目商人，《遊記》隻講各地見聞而很少講其本人事迹，中國文獻中不見有關他的記事，可能與此有關。作者進一步指出，波羅一家雖是色目商人，但非一般色目商人，而是色目商人中的“斡脫商人”。斡脫是突厥語Ortoq譯音，意為“伴當”、“夥計”，或直譯為“商賈”。他們是官商，是“見奉聖旨、諸王令旨，随路做買賣之人”，因而與一般色目商人有所不同。《遊記》中提到的“奉使”，大約就是受忽必烈的接見和委付，為皇室做生意的人而非正式的使臣。從這個意義來了解，馬可的“奉使”不應全出于虛構。
筆者認為，此文擺脫了前人為解決馬可·波羅的任官問題而糾纏不清的困境，從《遊記》本書的記載，結合元朝的社會情況，提出一個新思路、新見解，是馬可·波羅研究上的一個突破。不管讀者贊成與否，就文章本身而論，可以說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二）馬可·波羅懂不懂漢語？
馬可·波羅一家在中國住了17年，他懂不懂漢語？《遊記》說，馬可·波羅到中國不久，“已經知道四種語言，同他們的字母，他們的寫法”（張譯本第15頁）。法國學者頗節認為這四種語言是漢語（文）、維吾爾語、八思巴蒙語和阿拉伯——波斯語。但英國的亨利·玉爾和法國的亨利·考狄（戈耳疊）在為《遊記》作注時卻對其懂漢語一說持否定态度。玉爾認為馬可既不懂漢語，也不識漢文。大陸學者邵循正先生就馬可·波羅在中國的交遊而論說：“他交遊往還的都是西域人，蒙古人很少，漢人怕是簡直沒有”，“《遊記》中從未提到一個漢人朋友的名字……以他《遊記》來判斷他的語言知識，我們敢說他簡直不懂漢語，蒙古語也很有限，他比較有把握的就是波斯語（包括波斯語中習用的大食語字）”〔15〕。筆者則從元代社會情勢的考察說明這一問題：元朝是蒙古貴族建立的朝代，它雖然利用了一些漢人幫助其統治，但也利用了不少色目人（或稱西域人），這些人的地位遠在漢人之上。成吉思汗曾借用維吾爾字母拼寫蒙古國文，元世祖時又用西藏僧人八思巴造蒙古新字，又設蒙古國子學，令蒙古、漢人官僚子弟入學，在各官府機構中普遍設定翻譯人員。是以，漢國文在當時的官場上并不是必要的。現存元代政書《元典章》及元代碑文，其漢文多俚俗難解，即因是由蒙文直譯或硬譯而來。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時，有人上奏：“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可見漢文在當時不被重視。在這種社會環境下，怎能要求馬可·波羅懂漢語和漢字呢？
（三）幾個年代問題
（1）馬可·波羅的離華年代波羅一家何年離開中國， 此前中外學者認為在1292年初。筆者于五十餘年前在《永樂大典》卷19418 “站”字韻中所引元朝的《經世大典·站赤》中發現一段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1290年9月21日）的政府公文，是份請示當年三月所派兀魯、阿必失呵、火者三人往阿魯渾大王（即波斯伊利汗國王）處的随員應如何供應口糧事的呈文，這三個人正是《遊記》中所記波羅一家随從到波斯去的那三位使臣（見馮譯本第37頁，張譯本第18頁）。筆者據此并參證其它文獻，推斷馬可·波羅一家離開中國的年代當在1291年初而不是1292年初，此說已得到中外學者的贊同〔16〕。
（2）馬可·波羅在揚州的時間不管馬可·波羅在揚州任官與否，但他在揚州居留三年還是被承認的。這三年起迄時間，注釋家說法不一，大陸學者彭海根據《遊記》所述，結合元代情況，作了具體論證：第一，從《遊記》所述揚州有“二十七個城市附屬于它”和揚州“被選為十二省城之一”來看，可能是1282年至1284年的揚州；第二，從馬可·波羅說他治理揚州三年之久來看，可能是1282年元世祖頒定“内外官以三年為考”以後的事；第三，從揚州“用紙币”來看，是1280年江淮行省頒發元鈔規定以後的事；第四，從馬可·波羅說從瓜州“由河湖”運糧食到汗八裡（大都）一事來看，應是1285年組織海運以前的漕運。作者在對以上諸條作了分析後認為“1282年至1285年（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二年）期間”，馬可·波羅“在揚州一帶活動是可信的”〔17〕。
（3）馬可·波羅離開威尼斯、離華抵波斯及被俘的年代日期這三個年代日期是杭州大學黃時鑒教授在《關于馬可·波羅的三個年代問題》一文中提出的。一般認為，馬可·波羅随同其父、叔離開威尼斯的時間在1271年，這固無問題，但在這一年的什麼時候，有人認為在11月，黃教授推算了具體旅程，并參考了穆爾與伯希和的考證，認為應在1271年夏季離開威尼斯，最後在這年的11月正式奉教皇格裡哥利第十之命從阿迦啟程東來。
黃文在承認楊志玖考訂的波羅一家離華年代在1291年初的基礎上，進一步推算了他們到達波斯的日期，改正了楊志玖推算的波羅一家于1293年七八月間見到波斯的合贊汗說法，認為應在該年的四五月間，并将其行程日期列舉為：
1291年1月，離中國泉州港。
1291年4月，抵蘇門答臘，在此停留五個月。
1291年9月，離蘇門答臘。
1293年二三月間，抵波斯忽裡模子港。
1293年四五月間，在阿八哈耳見合贊汗。
此前，先到帖必力思附近某地見乞合都。
波羅一家1295年回抵威尼斯不久，遇到與西岸城邦熱那亞的一場海戰，馬可·波羅被俘，在熱那亞獄中同獄友魯思梯切羅合作，口述其經曆，由後者筆錄。長期以來，不少作者認為馬可被俘在1298年9月8日的戰鬥中。但各種主要《遊記》抄本僅僅提到馬可·波羅1298年在獄中完成他的書，而據玉爾所引史事，這次戰鬥中被俘的威尼斯人入獄的時間是10月16日的中午，如果馬可在此次被俘，他在這年餘下的兩個多月時間裡是否可能完成他的作品？黃教授根據玉爾《導言》中引述的與馬可同時代人所記資料，該資料記有在1296年威尼斯與熱那亞的一場海戰中馬可·波羅被俘事，認為這條史料可信，而玉爾則以此次戰争與1294年的戰争都在同一地點（剌牙思），認為即是1294年的同一戰争而不采用；穆爾和伯希和的英譯《寰宇記》“導言”（第34頁）已同意1296年說，黃文也肯定馬可被俘之年為1296年。此外黃教授還重譯了這條資料，糾正了張星烺先生在漢譯《導言》（第193頁第7行至10行）中的誤譯〔18〕。這對于訂正年代、澄清事實，都有裨益。
（4）在中國的旅程及年代除了以上幾個年代外，馬可·波羅在中國的17年間，所到地區很多，其旅程及年代也應該弄清。對此，南京大學陳得芝教授在其《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旅程及其年代》一文中作了詳盡考證。
1.出使雲南的年代和旅程《遊記》說，馬可·波羅第一次出使是從汗八裡（大都）到哈剌章（雲南），行程凡六月。途經京兆府（今西安市）時，馬可說該地的領主是大汗之子忙哥剌；到達哈剌章後，馬可說該地之王是大汗之子（一本作孫）也先帖木兒。陳教授據《元史·趙炳傳》及其它元代資料，知忙哥剌死于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似乎馬可在此前已抵京兆府；但據《元史·諸王表》及《張立道傳》，也先帖木兒于至元十七年（1280）始襲封雲南王，馬可不會在此年前到達雲南，這就與1278年到京兆府說沖突，因為從大都到雲南不過六個月的時間，何需從京兆府到雲南竟用一年甚至二年之久。陳教授認為這是《元史·世祖紀》和《諸王表》誤記安西王忙哥剌的死期（至元十七年）所緻。據《元史·商挺傳》，忙哥剌死後，其妃使商挺請命于朝，以子阿難答嗣，元世祖以阿難答年少，未習祖宗之訓，讓商挺代行王相府事。到至元十七年六月，罷王相府，複立陝蜀行省，史家遂誤把安西王忙哥剌之死一并記在此時。陳文結論說：“總之，波羅出使雲南的時間不會早于至元十七年，當他路過京兆時，雖然忙哥剌已死，但王妃和王相府還在當政，而嗣王名聲又不顯，是以他隻知道在當地聲望很高的前王之名，以為忙哥剌還在世。”根據推論，波羅經過京兆的時間大約在至元十七年六月之前不久〔19〕。這一考證甚為精當，不僅糾正了《元史》關于忙哥剌死期之誤，對沙海昂在《行紀·京兆府城》（注四）中所謂“按，忙哥剌離西安時在1277年（至元十四年），然則可以藉知馬可·波羅經過西安時，在此年前後”（馮譯《行紀》中冊第434頁），也是糾誤。
2.奉使各地——任職揚州和到杭州視察歲課據《遊記》，阿合馬被刺事件前後，即至元十九年（1282）三四月間，波羅正在大都。陳教授估計，馬可·波羅命駕南行并在揚州任職居住三年，應在至元十九年夏以後。在叙述并考察了南行路線之後，認定馬可·波羅在揚州的時間上限不得早于至元十九年夏，下限大緻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陳教授同意伯希和所說波羅擔任鹽務機關官員的推斷，并認為波羅所說他曾到杭州（行在）“視察”歲課，至少是檢校鹽課，并非虛言，時間可能在至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至于到鎮江時間當在至元十八年（1281）之後的幾年，應是赴杭州公幹途中路過其地的。
3.出使印度和離華時間陳文把波羅出使印度時間定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287～1289），根據是，《遊記》說，當他出使印度歸來時，恰逢伊利汗三使者，他們護送未來王妃闊闊真去波斯，而陸路不通，見波羅熟于海路，遂邀與俱行，拟由海路去波斯，得大汗準許。據《經世大典·站赤》，诏旨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發下，則波羅與使者相遇必在此時之前。他從印度回航需利用西南信風，則應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的夏秋之間；其去印度需利用東北信風，時間不能遲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或更早，故作者定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間。作者同意波羅一家離華時間為1291年春，他說，波羅一家與伊利汗三使臣及其随員護送闊闊真王妃，“大約是1290年春夏之交從大都南下，到泉州後，等候信風啟航西行的”。
作者最後附有馬可·波羅奉使在華路線圖并說明，茲錄其說明如下：
1.奉使雲南（1280—1281）
2.揚州任職，杭州檢校歲課（1282—1287）
3.奉使印度（1287—1289）
4.回國（1290—1291）
作者還對馬可·波羅所經曆的地名作了一些勘同。
（四）地名勘同問題
馬可·波羅旅程遍及中亞、中國大陸、南海諸國及印度海岸諸地，所列地名甚多，由于年代更疊、地名變遷，特别是他不懂漢語，所記中國地名除少數用蒙古語或波斯語外，對漢語地名多拼讀不清，兼之各種版本拼寫不盡相同，這就給識辨其漢語原名造成一定困難，也使漢譯《遊記》諸版本的所譯漢名不盡一緻。對此，大陸學者在地名考證勘同問題上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15年，大陸史地學者丁謙即撰有《元代客卿馬哥博羅遊記地理補注》，1917～1918年又撰寫《馬哥博羅遊記補注改訂》長文，針對魏易漢譯第一本《遊記》的譯文及注解的錯誤作了糾正，除地名外，兼及史實考訂。限于時代及對外國學者研究成果的不了解，不免有些訛誤，但對魏易之直譯漢語地名的錯誤作了不少糾正，仍有貢獻。他指責魏易以《元史》之樞密副使孛羅為馬可·波羅之誤，謂《元史》之孛羅（博羅）系蒙古人，與屠寄所見相同，亦頗有見地〔1〕。
此外，李長傅先生在1942年撰《馬哥波羅遊記海南諸國新注》一文，從占婆國開始至班卒為止，先引張星烺新譯之《遊記》原文，後加注解，多用西方學者成說，亦便應用〔2〕。
關于馬可·波羅雲南之行，方國瑜教授《馬可·波羅行紀箋證》就馮承鈞譯《行紀》逐章作了細緻的考釋。對《建都州》一章，認為：“建都即《元史地理志》之建蒂。建蒂本人名，用以稱其所屬之地，狹義稱落蘭部，廣義稱羅羅斯”；“波羅所謂建都州，即包有羅羅斯全境”。此章所言“不裡郁思”大河（Brius）， 方教授以為即《元史·速哥傳》與《脫力世官傳》之不魯思河，即金沙江。不裡郁思為馮承鈞譯音，張星烺譯為白流斯。
對《哈剌章州》一章，方教授同意伯希和在《交廣印度兩道考》的說法，即哈剌章有作廣義，指雲南全省，有作狹義，指大理一區；《元史》中所見，亦有廣義狹義之不同。馬可所指亦同。此章之哈剌章指廣義，即雲南省，下章《重言哈剌章州》則為狹義之大理。
關于《阿木州》章，馮譯本作Amu，沙海昂注引其它版本作Aniu、Anyn或Anin，玉爾本正文即作Anin，張星烺新譯本亦作Anin，漢譯“安甯”（第261頁）。沙海昂以為即《元史地理志》之阿僰部，方氏認為Amu應在阿僰西南之因遠部，該部附近之落恐、思陀、溪處之主要民族為阿泥， 元初有阿（或作禾）泥路， 疑Amu 之名作Anin為是，但其地不應作阿甯或安甯之解釋。
關于《秃落蠻州》章，方氏同意沙海昂注所釋即《元史》之秃刺蠻、秃老蠻、土老蠻、土獠，指出烏蒙（今雲南昭通、會澤一帶）至叙州（今四川宜賓市）一帶，元初為土獠蠻散居之地，尤以高州、筠連州（今四川縣）最多。
方文于釋地名之外，并對波羅所述各地物産風俗、轶事詳加解釋，甚為完備〔3〕。
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在其《馬可·波羅遊記铨釋》中對《遊記》中的中國地名有許多獨到的考證，但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1980年，南京大學青年教師王颋先生在《馬可·波羅遊記中的幾個地名》一文〔4〕中， 對伯希和及其他學者勘同的三個中國地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遊記》在Tigiu（泰州）章中，叙及有一城名Tingiu， 謂“此城大而富庶，産鹽可供全省食用”。Tingiu是何地，馮譯沙海昂本正文作Tinguy，漢譯真州，“（注二）”說，此地名，頗節本作Tinguy，而地學會本及剌木學本均作Cingui，應以後一寫法為是，蓋指真州，即今儀征。伯希和則據《永樂大典》“從泰州至海州是三站”與波羅說從Tigiu到Tingiu有三天之程相合，認為Tingiu是海州，即海門。王文認為二說皆誤，因真州（今儀征）在長江邊，史書上無産鹽記載，長江水也不能煮鹽。至于海門，元時隻是一縣，從未稱州，《永樂大典》中的海州當是海門之誤。他認為頗節本作Tingiu是對的，即“通州”之對音，至元十五年為通州路總管府，二十一年複為州，隸揚州路，領二縣：靜海、海門。其地在元代是一主要産鹽區，即今江蘇南通市。
筆者認為，王文釋Tingiu為通州，即今南通，極為準确，玉爾在注釋中亦持此說〔5〕。張星烺《遊記》新譯本第287頁原文此地作Chinju，漢譯“靜州”，下有注雲：“此節似為靜海之訛。宋元之間有靜海縣，即今通州”，則是歪打正着，偶爾相合。至于伯希和注中引《永樂大典》“泰州、如臯、通州、海〔－州〕”最後原文本隻一字即“海”，其下應補“門”字，因《永樂大典》卷19422《站赤》第9頁上在“泰州水站、如臯水站、通州水站”下即記有“海門站”，伯氏加“州”字是錯的，認為Tingiu指海州即海門亦誤。
2.王文引穆爾本《寰宇記》第147章說：“從Saianfu出發，向東南行十五哩，到一城名Singiu，城非特别大，但商業繁盛……它是一個港口。”馮譯本第146章（中冊第554頁）譯Saianfu為襄陽府，Singiu 為新州；沙海昂本“注二”謂Singiu為“荊湖”之轉音（馮譯本第555 頁）。伯希和則認為此章之 Saianfu 應是 Yangiu （揚州）之誤， 因而Singiu應是真州即現在的儀征。王文認為，Saianfu仍應是襄陽府， 而Singiu是荊州的對音，即今之江陵。但江陵非港口，則馬可所指，應是江陵東南的港口沙市，而文中之Saianfu “東南行十五哩”應為“東南行五日”之誤。
3.《遊記》“福州國”一章（《寰宇記》第155章，馮譯本第154章）中說，有一地名Vuguen，此地盛産蔗糖，又說，“離開Vuguen城再前行十五哩，即到一王國的都城福州”。Vuguen是何地？馮譯《行紀》音譯為“武幹”，其“注七”認為是福建的尤溪；菲力蔔思（Geo.Phillips）認為是永春；伯希和認為是延平（今南平），他說：“延平在宋、元時叫‘南劍’，波羅的原稿中可能作Namguem，Vuguen 可能訛自Naguem”（原文為“the outcome of”，無“訛自”意，似譯為“出自”較妥——筆者）。但他也承認與書中所言“十五哩至福州”不合，因之認為僅系推測之說。王氏認為三說皆不妥。Vuguen應是“侯官”的對音，侯官在元為兩附郭縣之一，離福州十五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閩侯縣新縣城，盛産甘蔗制糖，與波羅所說正合。
王颋先生對以上三地名的考證有獨到見解，可備一說。但對第二地名即“Singin為沙市”說，卻引起了懷疑和争論。前引陳得芝教授《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旅程及其年代》文中說，波羅在叙述了揚州之後忽然插叙了南京（今開封）和襄陽的情況，接着他又回到正題，講述“從揚州東南行十五哩至一名為Singiu之城”。陳教授說，由于有些本子作“從Saianfu（襄陽府）東南行……”，以緻Singiu 一名應指何地引起了争論，“我以為前一個地名無疑應如地理學會本作yangiu（揚州），因為波羅在講述南京和襄陽之前有一段話，明顯是說他将離開主線講一講西面的兩個大區…… 可見南京和襄陽顯然是兩段插曲…… 至于Singiu城，我無保留地支援伯希和的意見，應是真州（今儀征）。”因為“波羅所述此城商業之盛，附近江面之寬，過往船舶之多，都和真州情況相符合”。
看來，這裡涉及版本問題。可注意的是，王、陳二君用的版本都是穆爾（陳譯穆勒）、伯希和英譯《馬可·波羅寰宇記》，查原書第 320頁147章，這裡确實是Yangiu（揚州）而非襄陽府。該頁“注1”還列舉了幾種異名，除揚州外，還有angiu，Saianfu（襄陽府）等，他們不采用後名，當有考慮。馮譯作襄陽府（第554頁），張譯作揚州城（第293頁），李季譯（第228頁）、陳開俊譯（第170頁）俱作襄陽府，Singui則定為九江市，皆不恰當，錄以備考。
陳教授在該文中也提出一些與伯希和不同的看法。如波羅說他在離開京兆府後，西行三日，至多山之Cuncun地區，此名馮譯本作“關中”（中冊第435頁），張譯本作“漢中”（第226頁）。陳文認為“此名頗難勘同”，因京兆府亦在關中之内，何必西行三日始至其地。伯希和認為此名似可複原為Cancion，即“漢中”，但非漢水上遊的漢中， 而是指鳳翔府地，是元代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的治所。陳文認為“此說有些勉強，不僅Cancion的寫法不見于波羅書的各種版本， 而且漢中作為地區名稱隻指秦嶺以南漢水上遊地區。”他說：“當然，波羅過京兆赴雲南，必經鳳翔府……所謂多山地區無疑是指秦嶺。”
波羅說，從此多山地區騎行20裡，到達蠻子國邊境首府之城阿黑八裡（突厥語，意為白城）。伯希和認為無疑是漢中（元屬興元路）的突厥語名。陳文不同意此說。他說：“但漢中（興元）并不在從京兆至成都驿道上，波羅不可能不走徑直的驿路而繞道至此城。我以為阿黑八裡應為利州（廣元）。”“蒙古攻占利州後，憲宗三年（1253），令汪德臣修築此城，屯駐重兵，且屯田，為取蜀基地……汪氏系雍古（一稱汪古）人，故此地又有一個突厥語名稱。元代從京兆至成都的驿道正是經過廣元（利州），波羅所述的地理形勢也很符合”。
筆者認為，陳氏對阿黑八裡的勘同很精當。應指出，沙海昂對此城也有利州（廣元）的說法（馮澤中冊第437～438頁“注一”），但未說明何以有此突厥名稱之由。
從上可知，對《遊記》中地名的考釋工作，也非易事，有些地名所指，還有争論和疑問。《永樂大典》中所收錄元代《經世大典》中的《站赤》一書中，載有元代全國交通的驿站系統，伯希和、陳得芝學者曾據以考釋波羅書中的一些地名，頗有所得。《遊記》與《站赤》對照研讀，仍不失為解開《遊記》地名之謎的終南捷徑。
（五）《遊記》的真實性問題
《遊記》問世後，由于書中所記中國的富庶、文明和東方的奇風異俗為當時西方人所少見寡聞，而被認為荒誕不經，以緻他的友人在他臨終之際勸他改正并收回其書中與事實不符之處，但馬可回答說：“我還沒有寫下我所見到的一半。”經過許多學者多年的研究，證明馬可·波羅所說與元代情況大緻相合，且有可以補充元史之處，當然也有記憶不确、傳聞失實或自我吹噓之嫌。遺憾的是，《遊記》所記中國事雖大部分在中國史志上得到印證，但關于馬可個人的活動卻很難在元代史籍上找到痕迹。阿合馬被刺時馬可說他正在中國，所記事實也與《元史》相符，但他不是樞密副使孛羅（見前）；他說他曾在揚州任官三年，但揚州方志上沒有他的名字。這就給懷疑馬可·波羅曾到中國的人一個借口，他們可以說，《遊記》中與元代情況相符的事物，焉知不是從旁人耳聞或從其它書上抄襲來的呢？
筆者五十多年前，在上述《永樂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條資料，足以證明與馬可·波羅有直接關聯，雖然未提馬可·波羅之名。該資料說：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餘七十人，聞是諸王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奉旨：勿與之。（《永樂大典》卷19418，第15頁下）
這段資料和《遊記》所說波斯王阿魯渾（Argon）派遣三位使臣Oulatai（兀魯）、Apousca（阿必失呵）、Coja （火者）向中國皇帝求婚，得Cocachin（闊闊真）姑娘，三使者請波羅一家從海道伴彼等同行一章完全一樣。公文主要是江淮行省平章沙不丁向中央請示三使者的随員的口糧供應問題，當然不會提到波羅一家，連闊闊真這一女主角也不提，更不論波羅這一小人物了。但波羅記這三使臣的名字與《站赤》所記完全一緻，又和他們一家離開中國的機緣完全對口，無疑他們是在這一年的年末或次年初離開中國的，證以西域史料（如《史集》）亦完全相合。筆者為此寫出《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向達師對此文的評價是：“這一發現證明兩點：一、馬可所記他們陪同波斯阿魯渾汗使者是事實，元代官書可以證明。雖然《站赤》中沒有提到馬可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馬可所記完全一緻，這就夠了。二、阿難答的奏章是一二九○年的陰曆八月，提到本年陰曆三月的事，請示聖旨。這說明馬可諸人離開中國應該是一二九○年陰曆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陰曆年初，為《馬可·波羅遊記》中的年月問題提出了極其可靠的證據。這也就是替《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實性提供了可靠的證據。”
但“真實性”問題并未就此解決。1966 年德國學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國學者海格爾（John W.Haeger）、 1982年英國學者克雷格·克魯納斯（Craig Clunas）先後發表文章，對馬可是否到過中國或隻到中國北方而未到南方等論點提出個人看法。他們的論據不外這幾點：1.中國史籍中找不到一件關于馬可·波羅的可供參證的資料；2.書中未提到具有中國特色的事物，如茶葉、漢字、印刷術等；3.有些記載誇大失實或錯誤，如冒充獻炮攻襄陽，蒙古皇室譜系錯誤等；4.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從波斯文的《導遊手冊》抄來的……。對此，筆者曾一一為之辯解〔6〕。
以上三位外國學者可能未見到或未重視筆者在《站赤》中發現的那份資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條的诘難。但有位中國教授雖看到筆者的論文，卻仍然相信外國學者、特别是發表在英國《泰晤士報》上的克魯納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主辦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關于〈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僞問題》一文， 針對筆者對《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釋提出質疑，要點是：（1）《站赤》所記兀魯等三使者為大汗所遣，而《行紀》則謂為阿魯渾大王所遣，兩書所記迥異，如何解釋？（2）《史集》（波斯文蒙古史—引者）記合贊汗與闊闊真成婚而對馬可一家隻字未提，有悖常理。（3）忽必烈大汗為阿魯渾大王選妃是朝野盡知的盛事，馬可無論在中國或波斯，都可能由傳聞而得悉，“也可能作為這次船隊的一員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機遇”。《站赤》所記并不能确切表明馬可一家與此事有任何直接聯系。楊文斷言《站赤》所記“隻能證明馬可·波羅的記載是真實的”，論據不夠充分。對王教授這一論點及其它看法，筆者在《再論馬可·波羅書的真僞問題》一文中作了申辯〔7〕。
直到近年，仍有一位西方學者堅持馬可·波羅未到過中國一說，其人即英國不列颠圖書館中國部主任弗朗西絲·伍德博士（Frances Wood）。據說，她将在1995年即“傳說的”馬可·波羅從中國傳回威尼斯的 700周年紀念時，推出她的新著，認定馬可·波羅從未到過中國。筆者未見其書，隻是從香港《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4年10月1日英文版和北京《青年參考》1994年10月28 日摘譯的《南華早報》《馬可·波羅沒來過中國？》得知梗概的。《南華早報》該文是大維·瓦倫（David Wallen）自倫敦發出的，她指責馬可未提中國婦女纏足，連同其它與懷疑論者多半雷同。她提到中國學者曾從中國和阿拉伯（應為波斯——引者）文獻中指出馬可·波羅曾護送一蒙古公主從海道航行的事實，但指出官方史籍并未提及馬可之名，因而相信此事是馬可·波羅從旁處聽說的，這倒和王育民教授所見相同了。
筆者發現，對馬可·波羅書研究有素并作出很大貢獻的外國學者，如英國的亨利玉爾和穆爾，法國的亨利考狄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奧勒斯吉（L.Olschki，曾著《馬可·波羅的亞洲》一書），美國的柯立夫（F. W.Cleaves）等人，都承認馬可·波羅到過中國，雖然也指出了書中的缺陷。在資訊靈通的西方世界，為什麼偏有些人置這些研究成果而不顧，獨樹一幟，大唱反調呢？當然，學術研究，貴在獨立思考和百家争鳴，真理愈辯愈明。在互相商榷和争辯中，必将進一步推動馬可·波羅學的研究。
三、幾本介紹與研究馬可·波羅的書
和研究、介紹《遊記》的論文相比，介紹、研究這一課題的專著相應少些，但也有十幾種，篇幅都不大。茲介紹幾種較好的如下：
1.張星烺：《馬哥孛羅》，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81 頁，約48600字。這是大陸最早的一本帶研究性的專書。此前， 張氏已将玉爾、考狄本譯注《遊記》譯出一部分，故對《遊記》内容頗為熟稔。全書四章：《馬哥孛羅傳》（9節）；《馬哥孛羅遊記本書》（4節）；《遊記之内容》（4節）；《書中關于中國之記載》（3節）。前二章多采自玉爾、考狄本《遊記·導言》，其第一章第五節《入仕中國》則沿用其樞密副使及揚州達魯花赤或宣慰使說，已被否定。第三章介紹全書内容，清晰概括，兼抒己見。第四章雖隻三節，但第一節統計《遊記》所記元代名人，甚有功力和特色。其結論謂孛羅所記名人，帝王以外，幾盡武人，文臣僅阿合馬一人，遂“深以為馬哥在元廷入仕，為武職也”。仍是為其樞密副使說找佐證。筆者認為，武人之多，當與其喜談戰争有關，因戰争故事情節最能吸引聽衆也。第二節為《所記元代史事》，用《元史》及地方志注解書中所記九件大事，亦大緻不差。第三節《所見中國文明及由馬哥孛羅之記載比較當時中西文明》，就《遊記》所載元代情況歸納為《國家富強》、《政治善良》、《交通便捷》、《宗教道德》、《通行鈔币》、《建築美麗》六項，皆據實直書，不尚矜誇，以見元代文明在當時歐洲人之上。他說：“吾人處今日積弱多亂之中國，常聞有自暴自棄之言，謂中國為半開化之國，人種為劣等人類，永不能與歐美人競争也。讀《馬哥孛羅遊記》能使吾人興奮，不甘自暴自棄也。”其愛國情懷，躍然紙上，令人欽敬。
2.餘士雄：《中世紀大旅行家馬可·波羅》，1988年7 月中國旅遊出版社出版，171頁，156千字。餘氏研究《馬可·波羅遊記》多年，并于1983年編輯出版《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論文集，從百餘篇文章中選出有代表性的論文37篇，彙萃難以搜尋、有價值的論文為一編，甚便應用，因而對此學科的研究行情知之較熟。書分八章：一、馬可·波羅赴中國的前奏（3節）；二、馬可·波羅旅行中國的始末（4節）；三、馬可·波羅所記元國中國的狀況（12節）；四、馬可·波羅記述的中國曆史名城（9節）；五、《馬可·波羅遊記》的外文版本（5節）；六、關于《馬可·波羅遊記》的中文譯著（4節）；七、中國的馬可·波羅研究（8節）；八、《馬可·波羅遊記》對後世的影響（5節），其中并附有圖檔、地圖、 書影等多幅。網羅各家成說，參以個人新見，體系宏大，内容豐贍，用力甚勤，頗有特色。雖偶有疏失〔如第139 頁已提及邵循正教授《〈馬可·波羅遊記〉的史料價值》，而第24頁，記阿合馬事件時仍指責波羅“王著（實為‘萬戶’譯音），張庫（實為‘千戶’譯音，見本文第一題末段所述）”之誤〕，但小瑕不掩大瑜，本書不失為初學者入門的向導。
3.王苗、石寶琇等：《追蹤一頁曆史——重走馬可·孛羅進入中國的道路》，1993年8月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出版，16開本，116頁。這是一部圖文并茂、以彩圖為主的書。1991年，香港《中國旅遊》畫報的記者們想要追尋馬可·波羅進入中國的足迹，在仔細閱讀了《遊記》并咨詢了有關人士後，他們從帕米爾高原的紅其拉甫山口出發，穿越新疆、青海、甘肅、甯夏、内蒙、河北，到達北京。沿途對照馮譯《行紀》，拍攝當地山川景色，采訪民族風情，将所見所聞編成此書。卷首以《馬可·孛羅是否到過中國？》為題，叙述了對這一問題的争論和結果，他們把這個問題作為能否啟程的關鍵，并附一《馬可·孛羅進入中國路線示意圖》，用兩種顔色表示馬可行程路線與此次行程路線。下分十章：一、帕米爾高原起步；二、喀什人海湧商潮；三、于阗古道載歌載舞；四、塔克拉瑪幹大朝聖；五、柴達木戈壁蒼茫路；六、河西千裡十日行；七、西夏故土縱橫；八、居延古城孤立大漠中；九、鄂爾多斯大汗長眠地；十、星夜兼程進元都。每章卷首摘引馮譯《行記》與本章有關的記載，正文則述今日該地與《行記》所述異同，而以大量篇幅描述當地見聞及風土人情、遺聞轶事，配以多幅彩照，讀來如親曆其境，饒有趣味，也增加了不少知識。可謂一本别開生面的、讀《遊記》的生動的輔助教材。此前，他們已将此行所獲資料在其《中國旅遊》雜志1993年7月号157期上作為“大特輯”刊出，次月，即作為專書出版，并将卷首長文重新修訂，想見此書之受社會歡迎。
四、馬可·波羅國際學術讨論會
當香港中國旅遊畫報社的同人們完成他們的追蹤任務到達終點站北京時，正值馬可·波羅國際學術讨論會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隆重召開，時間是1991年10月6日到9日。他們躬逢其盛，欣然參加。
會議由北京中國國際文化書院、意中經濟文化交流協會、北京對外文化交流協會、新疆自治區社科聯聯合舉辦。到會的有意大利、美國、德國、澳洲的國際友人，大陸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揚州、泉州、廈門、大連、成都、新疆等地學者50餘人。意大利學者人數最多，近20名，多為大學教授，其中引人注目的有馬可·波羅的後裔波羅·帕多萊基亞教授，長相頗似《遊記》中的馬可畫像，還有熱心中意友好事業、被稱為“小馬可·波羅”的記者、作家威尼斯人馬達羅。前者以其祖先曾親臨中國的業績感到自豪，并表達了對中國壯麗山河、風土人情的向往，願繼承發揚其祖先所開拓的意中人民的友好情誼。後者做了一個題目很長的報告：《百萬：關于人類友誼和團結的一個特殊事例如何導緻一個關于普通貪婪的事例》。《百萬》是《遊記》的名稱之一。全文大意是，馬可·波羅懷着友好、真誠和尊崇的心情寫出了一個偉大、勤勞、文化發達、高度文明的民族，想不到在15世紀後卻引起了殖民主義者的貪欲，他們為了尋求黃金，征服、破壞了美洲高度文明的瑪雅和阿茲台克兩個王國。他說：“曆史是‘若幹事例’的奇異綜合，每個事例對其他事例是獨立的，但所有事例都是嚴格關聯和互相影響的。馬可·波羅的事例和所有其他事例是一樣的。”這一辯證的看法很有見地，雖然他并未對《遊記》作任何考證和闡發。其他意大利學者的論文有《馬可·波羅訪華後中國和東方對意大利藝術的影響》、《馬可·波羅和中國法律》、《馬可·波羅時代在華的意大利人》等。
中國學者各就其研究領域或所在地區的特點寫出論文。如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黃盛章研究員的《〈馬可·波羅遊記〉中新疆行程實地考察與相關問題的研究》，首都博物館副研究員張甯的《馬可·波羅遊記中的大都文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沈定平的《從馬可·波羅到利馬窦》，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研究員薩那的《馬可·波羅對哥倫布航行美洲的影響》，大連海運學院航海史研究室副教授孫光圻的《〈馬可·波羅遊記〉中的中國古代造船與航海文明》，江蘇高等商業專科學校副研究員蔣華的《〈馬可·波羅行紀〉與飲食文化交流》，江蘇省揚州市地方志辦公室副編審吳獻中與揚州市社科聯副主席韋培春合作的《從揚州地方志印證馬可·波羅在揚州的蹤迹》，中國國際旅行社揚州分社李建平副編審的《〈馬可·波羅遊記〉在揚州的曆史影響和現實意義》，集美航海學院進階工程師陳延杭的《〈馬可·波羅遊記〉中所描寫刺桐的幾個問題之探讨》等。此外，中國工運學院教授餘士雄的《馬可·波羅研究中幾個問題評述》和江蘇高等商業專科學校研究員朱江的《從〈馬可·波羅行紀〉聯想到的三點》則是對《遊記》研究有素的專文。另有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世松的《〈馬可·波羅遊記〉中的橋》和四川師範大學外語系講師龍達瑞的《〈馬可·波羅行紀〉與十三世紀的印度宗教》則是過去很少觸及的課題。上海教育學院講師顧衛民的《中國的馬可·波羅研究》提供了這門課題的研究資訊。已在國内刊物發表的有蔡美彪的《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見前），黃時鑒的《關于茶在北亞和西域的早期傳播》（《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41～145頁）， 此文的副标題是《兼說馬可·波羅未有記茶》。文章說，馬可·波羅未有記茶成了某些學者判斷他未曾到過中國的主要論據之一，從研究方法而言，這樣的論證不能成立。在詳細考察了茶傳入吐蕃、回鹘、中亞地區、契丹人和女真人的曆史後，文章繼續說，在蒙古興起後的一段時期内，蒙古人也還未飲茶。元世祖在1268、1275年已榷買四川和江南之茶，1276年在常湖等處設定茶園都提舉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但并無資料表明，在13世紀60～70年代， 蒙古人和回回人已普遍飲茶。馬可·波羅來華（1275—1291），他若一直生活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中間，那就可能得不到茶的資訊。“是以，他未有記茶是合乎情理的”。筆者在會上提出《再論馬可書的真僞問題》草稿，當在《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刊出時， 即引黃教授此文作為附注（見該刊76頁注〔2〕）。
這次會議的召開，适在馬可·波羅從泉州出發離開中國的700 周年後，其意義值得重視。這是大陸百年來第一次召開的馬可·波羅國際學術會議，也是第一次召開的全國性的馬可·波羅學術會議。它不僅溝通了國際間的學術資訊交流，也聯絡了大陸和外國學者的感情和友誼，它又是大陸學術界對馬可·波羅學研究的大檢閱，這是百年未有的盛舉！它必将推動大陸馬可·波羅學的研究和進展。
注釋：
〔1〕見張躍銘：《〈馬可·波羅遊記〉在中國的翻譯與研究》，《江淮論壇》1981年第3期；餘士雄：《評新譯〈馬可·波羅遊記〉》，《讀書》1982年第10期。二文俱收入1983年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餘士雄主編的《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一書中，該書尚有評李季譯《馬可·波羅遊記》等文，可參看。
〔2〕見餘士雄：《評新譯〈馬可·波羅遊記〉》。
〔3〕見江辛眉：《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诠釋〉簡介》， 《中國史研究》1959年第2期，收入《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中。
〔4〕見《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論著四篇》，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1輯，中華書局1982年版。
〔5〕見穆爾（A.C.Moule）：THE MURDER OF ACMAT BAILO， 原刊英國亞洲皇家學會會報華北分會1927年上海版，收入其《行在及其它馬可·波羅注釋》（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論集第79～88頁。（Bailo，邵循正先生認為即女真語的“孛極烈”、 滿洲語的“貝勒”，見前引邵文）；伯希和：《馬可·波羅遊記诠釋》第10 ～11頁ACMT①條，第236頁CENCHU 條，第870頁VANCHU 條。
〔6〕張星烺之作先發表于《地學雜志》1922年第1至4期，後收入其《馬哥孛羅遊記導言》。束世澂文發表在《史地學報》1923 年第2卷7期。張見束文後又作《答束世澂君〈中國史書上之馬哥波羅質疑〉》（載《史地學報》1924年第3卷3期）一文，仍堅持《遊記》本身有錯誤之說。
〔7〕見上引《答束世澂君》文。
〔8〕伯希和文由馮承鈞譯出，先刊布于其《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1934年版第83～99頁；後收入其《馬可·波羅行紀》下冊，1936年版《附錄》第849～865頁。
〔9〕按，岑氏所評張氏論點，多引自張氏另一專著《馬哥孛羅》，故文字上與張所著《中國史書上之馬哥孛羅》略有不同。
〔10〕見《元史論叢》第1輯，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79～199 頁。
〔11〕見張譯本第288頁，馮譯本中冊第542頁基本相同。
〔12〕參看楊志玖：《關于馬可·波羅在中國的幾個問題》中的（二）《馬可·波羅是否做過揚州總管？》節，原刊《中國史研究》1982 年第2期，收入《元史三論》第109～113頁。
〔13〕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元史》及開明書店據清殿版二十五史之《元史》俱誤作“宣慰使”，馮譯《馬可·波羅行紀·序》第3 頁亦誤作“宣慰使”。
〔14〕同注釋〔12〕。
〔15〕見《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論著四篇》，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1輯。
〔16〕見《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原載《文史雜志》第1卷12期，1941年12月重慶出版，收入《元史三論》第89～96頁；《關于馬可·波羅的研究》，原載《南開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收入《元史三論》第97～104頁；向達：《馬可·波羅與馬可·波羅遊記》，原載《旅行家》1956年第4期，收入《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第3～14頁。
〔17〕彭海：《關于馬可·波羅在揚州的時間》，《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8〕該文收入《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第287～297頁。
〔19〕見南京大學曆史系元史研究室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