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5日，全球化智庫（CCG）與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AGTO）、“國際青年領袖對話（GYLD）”項目共同舉辦“中美青年人文交流”主題對話。本次活動特邀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主席、“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顧問、昆山杜克大學前常務副校長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博士與CCG理事長王輝耀進行交流。在問答環節，國際青年代表、中外記者分别圍繞美方如何回應五年五萬人倡議、中國赴美留學生受到簽證及專業選擇限制等話題與嘉賓進行互動。
CCG理事長王輝耀：接下來我們将進入問答環節。首先讓我們邀請來自彭博社的記者，也許您有一些問題或評論。
彭博社記者 科勒姆·墨菲（Colum Murphy）：非常感謝。我是來自彭博社的記者科勒姆·墨菲。請問你們是否能為我介紹一下“5年5萬人”願景産生的背景？我之是以提出這個問題，首先是想知道，這個計劃是否是單方面制定的？中國在宣布之前是否與美國方面進行過溝通？當你們說在美國沒有相應的協調機構時，請問中國是否曾向美國政府提出過請求？如果有的話，他們的答複是什麼？
因為我認為，如果一項計劃是單方面制定的，而人們沒有立即參與其中，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被充分納入進制定過程中。是以，我非常希望了解這個計劃的形成過程，以及這個計劃在舊金山會議上被提出是否讓人們感到意外？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旅行建議的。我認為這是一個真實的擔憂。如果我們不了解人們為何對來華旅行感到猶豫，那麼解決這個問題将會比較困難。是以，我的第一個問題首先是想了解“5年5萬人”願景産生的背景。
燕京學者、GYLD成員庫恩·斯梅茨（Koen Smeets）：你好，我叫庫恩·斯梅茨，是一名燕京學者，也是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學者，同時還是GYLD成員。我在中美關系領域從事學術研究和實踐工作。作為學者，我緻力于儲存口述曆史，主要研究1978年中美關系是如何重建，以及目前中美關系的動态。我曾采訪過當年參與相關事務的人士、第一批學生和現任上司者，包括昆山杜克大學的師生及其他許多大學的人員。
在實踐方面，我在多個智庫工作過。我參與了北大和清華的各種學生組織，比如中美民間交流的學生組織。我還将去攻讀第二個碩士學位，計劃通路70到100所中美合資大學、小型分校和研究中心。
我的問題包含兩個方面。首先，我非常希望您能詳細闡述您對目前這些中美教育合作中心的看法，包括現有的大約100個或70個我個人認定的實體中心。您對那些有意對這些中心進行研究的人有何建議？您認為可以開展哪些類型的研究？因為您在發言中提到應該對這些中心進行更多的研究。
其次，我注意到許多美國學生有這樣一種擔憂，他們擔心在中國的工作和學習經曆可能會影響他們未來在美國的職業發展。我曾與一些進階美國官員進行過交流，他們通常表示這并非主要問題，學生們可以繼續參與相關活動。然而，我發現盡管在中國隻有少量的美國學生（我聽說的最新數字是大約880人），他們的事務參與度也較為有限。我非常希望了解您對此的看法，以及您認為他們可以參與哪些活動？謝謝。
世界觀新聞記者李翔：我有兩個問題。我身邊有一些年輕的記者朋友和留學生在美國遭遇過騷擾。比如，他們曾在進入美國時遇到困難，或者在簽證問題上受到過限制。
是以，我的第一個問題是，基于你們的經驗，美國，特别是美國政府在中美青年交流方面的誠意有多大?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特朗普再次當選為總統，這是否會成為中美青年交流的障礙？
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主席、“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顧問、昆山杜克大學前常務副校長丹尼斯·西蒙：要知道，像去年11月舉行的中美舊金山峰會這樣的大型會晤，通常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不會有太多意外情況發生。可以想象，該會面因為其敏感性也遵循了這一原則。是以當拜登總統坐在那裡，習近平主席轉向他并說“我想提出這個提議”時，我認為拜登總統并不會感到驚訝。顯然，他們早已預見到這一點。
根據我的了解，拜登總統那時的回應是禮貌性的感謝，基本上是表示我們将觀察這一提議如何展開，因為在這種會議中，通常不會涉及太多具體細節。我不認為習近平主席會說類似“聯系王先生，他會告訴你具體操作方式”的話。是以，我認為，宣布的内容是既定的，而具體細節則有待雙方進一步商讨。
CCG理事長王輝耀：我可以對這個問題進行一些補充。這實際上是中方對美方呼籲的一種回應。美國駐華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曾多次提到，疫情期間在中國的美國學生隻有350多人，我認為現在應該有了一兩千人，但是還是太少，這實際上傳達出一個資訊：為什麼我們不能有更多的美國學生來華？
此外，在新冠疫情之後，國際訪華人數有所減少。是以，為了真正表達善意，中國最高上司層表達了歡迎外國人，尤其是美國年輕人的意願。這些都是積極的姿态，應該得到美國方面的歡迎。
正如丹尼斯提到的，在峰會上，所有議程背後都涉及大量的溝通和交流。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宣布了這樣的提議，那麼這意味着中方知道這将受到美國方面的歡迎，并且中方也知道這是對美國的一種回應。這并不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單方面提議。我相信，這一提議的提出是經過了充分醞釀的。
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主席、“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顧問、昆山杜克大學前常務副校長丹尼斯·西蒙：而且，如果你了解中國的制度，你會發現，一旦習近平主席的提議公開，據我了解，中國的大學很快就會開始動員。因為在中國，如果最高上司者提出某項計劃，大家通常會迅速響應，紛紛表示要積極參與，因為每個人都希望展現良好的形象，并支援上司。此外，我認為總體而言，中國的大學仍然對與美國的關系持積極态度，盡管他們知道在簽證等問題上存在困難。
是以，正如輝耀提到的，國際教育協會（IIE）每年都會公布有關國際教育交流情況的資料，例如在華美國學生人數和在美中國學生人數。由于新冠疫情等因素，參加國際教育工作者協會（NAFSA）會議、國際教育管理者協會（AIEA）會議和國際教育協會會議的中國教授和行政人員都了解這一資料，并且他們已經意識到美國來華留學生數量銳減是一個重要問題。
是以，我認為中方的回應是真誠的，因為每個人都對未來感到擔憂。我曾在多個場合談到，如果美國缺乏中國問題專家，我們的未來将會如何。而我的中國同行們也表示，丹尼斯，雖然你看起來還很年輕，但實際上你在逐漸變老。我們想知道誰會成為下一個丹尼斯·西蒙？誰将接替你們這一代人？
是以，我們需要確定美國的中國研究中心是能真正激發學生熱情和興趣的關鍵地點，這些中心應當對派遣學生到中國保持積極和熱情的态度。衆所周知，在疫情期間和疫情之後，很多美國大學确實将一些項目轉移到了台灣地區或其他地方。但我認為，現在他們很快就意識到，我們可以“兩條腿走路”。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命題。
先給大家介紹一下我的背景。我于1976年到1977年在台灣學習中文。之是以選擇台灣，是因為當時沒有美國學生前往中國大陸。是以，像我這一代人都在台灣學習中文。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雙邊交流協定簽署後，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CSCPRC）首次派遣美國學生來華。這開啟了來華留學生人數不斷增加的程序，并形成了一個持續35年的卓有成效的互利關系。
這種互利關系為什麼突然之間惡化了呢？主要是因為國家安全視角的介入。我曾參與過美國國家科學院對孔子學院的研究。盡管孔子學院在推廣中文學習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美國許多孔子學院已經關閉。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報告表明，他們在任何公開文獻中都未發現孔子學院是間諜活動據點或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然而，許多孔子學院已經關閉，這扇大門一旦關閉，就再也無法重新開放。即使是一些國小、中學和高中學生學習中文的社群，也受到嚴重影響。我知道美國有些年輕學生會用中文學習數學和科學課程。試想一下，這些機會現在都消失了，因為地方社群無法負擔中文教師的開支，甚至連西班牙語教師的費用也難以承受，更不用說中文教師了。
我們必須意識到，如果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及以後時代的一部分，我們将需要一批能夠與中國同行密切合作的人才。這些合資大學之是以具有重要意義，是因為它們提供了一個平台，使得這種合作能夠在一個相對較小的規模上實作。昆山杜克大學最多隻有2000名大學生，上海紐約大學的情況與其類似。相比之下，去年中國有1150萬大學生畢業。是以，這些合資大學的規模相對較小。然而，它們在推動這種合作的過程中發揮了先鋒作用。
我稱昆山杜克大學為中美關系動蕩中的一盞明燈，上海紐約大學也是如此。正如輝耀所說，甯波諾丁漢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等高校也是很好的例子。香港也有很多這樣的合資大學。廣東汕頭的以色列理工學院也是一所合資大學。甚至俄羅斯的莫斯科大學也與北京科技大學，在南方有合作校區。
但關鍵是，中國将從合資大學或合作項目的增加中受益，例如四川大學與美國匹茲堡大學合作成立的中外聯合學院以及其他類似的合作項目。
機會确實存在，但這些項目...我不能過于強調。盡管它們帶來了回報，但這些項目的實施和運作都非常困難。我花了五年時間來推進這些項目，曾經的黑發現在已經變白。但我始終認為，這段經曆既是最具回報的，也是最具挑戰性的。
我認為，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值得為之奮鬥。是以，我們現在擁有了昆山杜克大學和上海紐約大學，而甯波諾丁漢大學和西交利物浦大學也都在朝着成功的方向前進。他們已經證明了這一概念的确有效。教育部在這些項目中并不總是能夠獲得足夠的認可，但他們在争取立法和規章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對其進行了修改和改進。
最重要的是，從我的總體感覺來看，大多數這些機構的學術自由承諾得到了大緻90%的尊重。盡管并非完全沒有問題，但絕大多數情況進展順利，這也是他們能夠持續存在的原因。他們正在履行其設立的初衷，引入新的教學方法、課程設定和國際師資，提升全球意識，教授批判性思維和問題解決技能。這些都在積極進行中。
在我任職的五年裡，每年都有1500到2000名訪客來到昆山杜克大學，這些訪客主要來自中國和外國的大學，他們來此學習讓這些項目成功的秘訣。我們希望昆山杜克大學能成為一個知識轉移和教育相關技術轉移的平台。我們對此進行了深入思考。昆山杜克大學的合作夥伴是武漢大學。武漢大學之前一直緻力于文科教育。我們認為，通過學習昆山杜克大學的經驗，武漢大學的文科教育水準得到了提升。
（本文根據嘉賓在全球化智庫（CCG）與國際人才組織聯合會（AGTO）、“國際青年領袖對話（GYLD）”項目共同舉辦“中美青年人文交流”主題對話上的發言錄音翻譯整理，未經本人審閱，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