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回醫簡”的主人
應該是西漢外交家張骞
李後強
“天回醫簡”是2012年冬在成都天回鎮從西漢墓葬中發掘出來的無價之寶,是中國考古的重大事件,對中醫發展曆史的研究具有深遠影響。專家們認為,四川自古出中醫大師,素有“中醫之鄉”“中醫藥之庫”的美譽,川派中醫藥影響中國醫壇2000多年,與“天回醫簡”有關。
以成都中醫藥大學為代表的研究機構,集中優秀專家學者對這批在水中浸泡了兩千多年的簡書進行了精心整理和耐心拼接,得到930支醫簡、2萬餘漢字(構成8本醫書),出版了研究報告,成績值得充分肯定。特别是專家們發現,這套醫簡是失傳的《扁鵲醫書》,醫簡的主人是“弓大人”。
2024年5月5日央視大型文化節目《簡牍探中華》專門介紹了“天回醫簡”和“弓大人”,影響很大。我們認真觀看了央視節目,閱讀了相關文章,覺得“弓大人”究竟是誰?還值得深入研究。因為研究者們隻專注醫簡,沒有闡述為什麼同時出土了4台“紡織機”和一部“醫馬術”?如果是純粹的醫學家,為什麼要攜帶4台“紡織機”模型?這個問題一直被回避,幾乎沒有與醫簡同時讨論。其實答案不複雜,“弓大人”一定是對醫學、騎馬和紡織都感興趣的大人物,可能是一位既研究醫學又研究紡織的旅行家,絕不是單純的醫生。查閱西漢的所有旅行家,其中隻有中國第一位外交家張骞符合這個條件!
張骞在大夏發現邛杖與蜀布,蜀布與紡織機有關,是以對紡織感興趣!在古代“弓”姓等同“張”姓。同時,學者們在醫簡裡還發現“塞”字與“寒”字,實際上這是對“骞”字的誤讀!“天回醫簡”還出現“廢丘”“濟北”和“都昌”3個地名。在古代,“廢丘”在今陝西鹹陽、西安一帶,“濟北”“都昌”在今山東省。在“天回醫簡”中還記載了四川的藥物如巴豆、蜀椒,發現“徙”“詐”等與醫學無關的文字,這兩個字在古代分别指“犯罪流放”“冒充官員”等意思,正好符合張骞曾被“判處斬頭,用爵位贖免死罪,成為普通平民”的身份。顯然,“張骞”的名字,就隐藏在“天回醫簡”之中,“弓大人”就是“張大人——張骞”!根據天回漢墓人骨研究,張骞身高169.91厘米,其夫人身高160.22厘米。張骞與西漢名人四川的司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文翁等同朝為官,往來密切,晚年長住蜀地,死也不離開成都,後葬于天回鎮老官山。原因在于,張骞出使西南夷受阻,沒有完成漢武帝交辦的任務,無臉回長安!
央視節目畫面
“弓”姓和“張”姓在古代被認為是同宗,這源于一個共同的曆史人物——揮。揮是黃帝的孫子,被認為是古代重要武器弓矢的發明者。由于揮對社會的重大貢獻,特别是發明了弓箭,黃帝的後代颛顼賜予揮“弓長”的官職,并最終賜姓為張,這使得揮的後代中一部分以“張”為姓,而另一部分則以“弓”為姓。這一曆史背景表明,弓姓和張姓在古代實際上是等同的,共享一個祖先,即揮公。這種聯系不僅展現在姓氏上,還展現在文化傳承和家族認同上,形成了獨特的姓氏文化。是以學術界認為,弓姓與張姓在古代被視為等同。
更為有趣是,弓與張的祖宗“揮”可能與“弓魚國”和“三星堆”有關。弓魚國在陝西寶雞西南的秦嶺北坡,考古人員發現了一個沉睡3000多年的神秘古國——弓魚國的墓地。這些墓地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和青銅器,其中銅器銘文多帶“弓魚”字樣。弓魚國的曆史可追溯到西周初期,其源頭可追溯到三星堆的商代文化。有學者認為,弓魚國是三星堆被滅後由三星堆後人建立的小國,證據是那個著名的“金杖”,其上刻有弓、魚、鳥、人、箭等圖像。那個人頭應該是黃帝的孫子“揮”——弓與張的祖宗!可見,弓與張同祖在三星堆可以找到。“金杖”當時是作為弓箭使用,内部是彈性極強的木條,具有很強張力。到了大禹、蠶叢、魚凫時代,就演化成了權杖,象征權力,源頭還是在黃帝、颛顼。據專家推測,三星堆金杖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600年。金杖長143厘米,直徑2.3厘米,重463克,是用金條捶打成金箔後,再包卷在木杖上的。金杖的一端平雕有長46厘米的圖案,共分三組:靠近端頭的一組雕刻有兩個前後對稱的人頭圖像,靠近杖内部的兩組圖案大緻相同,上方是兩隻鳥頭部相對,下方是兩條魚背部相對,鳥和魚的頸部各疊壓着一根似箭翎的圖案。這正是“揮”發明弓箭的證據,在漁業社會弓箭是偉大的發明。考古學家在茹家莊發現的二号墓,墓主人是井姬,西周時期很多青銅器都有“井姬”字樣。有研究表明,弓魚國可能幫助西周王朝滅商,成為其守護者。從弓姓與張姓分布來看,出生陝西漢中的張骞,祖先大機率也是弓姓。是以,他在漆杯上寫“弓”,完全可能。
三星堆博物館金杖(李後強 攝)
總的來說,弓魚國的發現和研究為我們了解古代中國西部的曆史和文化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尤其是在探讨三星堆及商晚西周時期的曆史和文化變遷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寶雞青銅器博物館展出的文物(李後強 攝)
自古以來就有民間傳說,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埋葬了一位古代大官員,是以叫“老官山”。這位大官是誰?沒有史書記載。
老官山漢墓發掘現場
經國家文物局準許,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組成考古隊,對位于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土門社群衛生站東側的西漢墓地進行了搶救性的考古發掘。已發掘墓葬4座,M1、M2、M3為一組,M4為一組。墓葬為豎穴土坑木椁墓,4座墓葬椁室内器物多遭擾亂,但墓葬底箱随葬器物儲存較好,位置基本未變。從墓葬形制和出土重要遺物分析,應是一處有較高身份地位的西漢木椁墓墓地。出土遺物共計620餘件(不含簡牍),其中漆器240餘件,陶器130餘件,木器140餘件,銅器(含錢币、漢五铢錢)100件,另有少量鐵器、竹編器、草(棕)編器等。其墓葬年代推測在漢景帝(157-141BC)、漢武帝(141-88BC)時期。
在1号墓M1有墓主年代和身份資訊。墓中發現了漢武帝時期的五铢錢,50多片木牍上記載了漢武帝時期的法律文書(稅收制度等),還有一部分木牍記載的是求子巫術。M1墓為雙棺夫妻合葬墓,出土物品有耳杯、盤等。M1墓中出土的漆器上有“景”銘文。這裡“景”應該是指“景帝”的谥号,說明是景帝所賜的遺物,說明1号墓主非同一般。漢景帝劉啟(前188至前141),在位16年,繼承和發展了其父漢文帝的事業,與父親一起開創了“文景之治”;又為兒子劉徹的“漢武盛世”奠定了基礎,完成了從文帝到武帝的過渡。
特别有價值的是,在2号墓M2的“夾層”裡發現了4部蜀錦織機模型,以及15個彩繪木俑。織機上殘存絲線和染料,以及木俑身前的銘文。通過對墓主顱骨的鑒定,這是一位45—50歲的女性。4部織機中,一部織機略大,高約50厘米、長約70厘米、寬約20厘米;另外3部織機則略小。漢時成都蜀錦織造業十分發達,朝廷在成都設有專管織錦的官員,是以成都有了“錦官城”稱謂。這些木俑或立或坐,手臂的姿勢也各不相同,根據木俑形态來推斷,整個狀态如同再現了一幕紡織工勞作的圖景,其中還有一名監工正在監督。如按木俑與現代人的身高比例還原織機到原來的大小,應達到3米多高,4米多長,所有部件組合起來,或有一間十數平方米房間大小。
M2出土紡織機模型與彩繪木俑
M2出土的人俑
這4台織機模型,是大陸發現的唯一有出土機關、完整的西漢時期織機模型,填補了大陸絲綢紡織技術的考古空白。中國絲綢博物館曆時3年,用老官山漢墓出土的提花織機,成功複制出複雜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完美印證了之前新疆著名學者武敏認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是成都錦的論斷。這被視為填補世界和中國絲綢織造研究史的重要發現,在國内外産生巨大影響。
在3号墓M3發現了近千支竹簡,經過解讀,其中大部分為醫書。出土醫簡920支,分兩處存放,編号M3-121共736支(含殘簡),内容涵蓋診斷、病例、病症和經脈針灸等,相當豐富。除此以外,編号M3-137共有竹簡184支(含殘簡),内容為《醫馬書》即獸醫專著,也屬于首現。同時,M3還出土了完整的人體經穴髹漆人像,高約14厘米,五官、肢體刻畫準确,白色或紅色描繪的經脈線條和穴點清晰可見,不同部位還陰刻“心”“肺”“腎”“盆”小字,應是迄今大陸發現的最早、最完整的經穴人體醫學模型。
老官山漢墓M3出土的經脈人俑
據專家介紹,“天回醫簡”出現“廢丘”“濟北”和“都昌”3個地名。古代“廢丘”在今陝西鹹陽區域興平市東南約4公裡的阜寨鄉(南佐遺址),但2019年的考古發現确認周懿王都城的犬丘在西安市長安區高橋街道東馬坊村,這裡也是雍王章邯的都城“廢丘”。“濟北”國是楚漢及漢時的一個諸侯國,大緻位于山東西北部。“都昌”也是古地名,原位址在今山東省巨野縣昌邑村。《讀史方輿紀要》第三十五卷有載:都昌故城在縣東北。漢置都昌縣,在今昌邑縣界。再如《漢書·地理志》所載:北海郡,景帝中二年置。屬青州。都昌,有鹽官。總之,“都昌”為漢初所建,歸屬齊國境内。齊國(前1046年至前221年)是中國曆史上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分為姜齊和田齊兩個時期,疆域位于現今山東省大部、河北省南部。在“天回醫簡”中有漢代“齊語詞彙”,如發現“徙”“詐”“齊刀”等字樣。醫學專家說在齊語中,“徙”為“癬”意,“詐”為“卒”意,“齊刀是”齊國貨币。專家斷定,“天回醫簡”主體抄錄于西漢呂後至漢文帝時期,這個時期正是著名醫學家倉公生活時期。墓主下葬年代在景、武之際,其年輩與倉公弟子相當。墓中出土的兩個耳杯上寫有“弓”字,說明主人姓“弓”。醫簡還記載了四川的藥物如巴豆、蜀椒。可見,醫簡是經倉公傳至墓主人(弓),而由齊入蜀。其實,“徙(xǐ)”主要指遷移、搬家、流徙、徙邊。在古代,“徙邊”是一種刑罰,把有罪的人流放到邊遠地區,古代四川就是“西南夷”,屬于邊遠地區。“詐”,《說文》,欺也;《爾雅》,詐,僞也;《荀子·脩身》,匿行曰詐;《呂氏春秋·義賞》,繁戰之君,不足于詐;《呂氏春秋·務本》,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史記·陳涉世家》,詐,冒充,如:乃詐稱公子。這說明,墓主是陝西人(廢丘),醫簡來自山東(濟北、都昌),因為犯罪流放到四川(徙),在四川居住多年(巴豆、蜀椒),冒充着官名(詐)。這些與醫學無關的詞彙與文字,指明墓主就是張骞!張骞是陝西人,因為戰場有罪取消“博望侯”,來到四川不敢再用“博望侯”官銜,是以老官山不敢公開說“張骞”的大名。
四川大學考古系原海兵同志認為,老官山漢墓中尤以M1儲存人骨最佳。M1墓葬的墓主男子身高近1.7米,超過現代四川人近4厘米,生前或愛好騎射,是個名副其實的“高富帥”。根據四川省體育局編著的《2010年四川省國民體質監測報告》,45-49歲年齡組男性平均身高為166.0厘米,40-44年齡組女性平均身高為155.7厘米,分别比M1墓中男子和女子矮了3.91和4.52厘米。根據人骨鑒定方法可知,M1包含兩例個體,男女各一例,男性死亡年齡大緻在45-50歲,女性大緻在40-45歲。M1男性墓主身高約169.91厘米,女性墓主身高約160.22厘米,與同時同地人群相比,身材均較為高大健碩。尤其是男性墓主表現尤為突出,其身體整體發育狀況不僅遠超西南地區的古代人群,同時也超過西南地區現代人群的平均水準,甚至超過大陸北方地區很多地點的古代人群。原海兵同志推測,M1墓主男女兩性身材均相對高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與北方人群相關的資訊,“或許暗示其可能有北方人群基因的傳承”。通過觀察發現,M1墓中男性墓主全身骨骼發育均較為強壯,尤其是上肢左側肘關節和右側肩關節周圍肌嵴發育最為顯著。這些肌嵴可能與兩側上肢長期用力内翻,上肢肌肉群不斷内收與拉伸活動有關,結合曆史材料,可能與墓主日常的張弓射箭活動相關。墓主的兩側股骨頸處(兩側髋關節)可見所謂的“騎馬人小平面”發育,這預示着墓主可能有長期的騎乘行為。此外,墓主下肢膝關節、踝關節周圍均有發育的肌嵴,尤其是骨骼兩端表現明顯。綜合分析,原海兵同志認為,M1男性墓主生前可能有長期的騎馬、張弓射箭等行為,可能曾有一段戎馬生涯或在生活中是一個尚武、愛好騎射的遊獵者。
這是誰呢?我們來看張骞。
張骞(前164年至前114年),中國漢代傑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險家,富有開拓和冒險精神,是“絲綢之路的開拓者”“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人”“東方的哥倫布”。他将中原文明傳播至西域,又從西域諸國引進了汗血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種到中原,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張骞受漢武帝劉徹(公元前156年7月14日至公元前87年3月29日,在位54年)招聘出使西域。張骞與四川關系密切,在成都有很多關于他的民間傳說。成都有一條君平街,是為紀念西漢思想家嚴遵(嚴君平)而命名的街道。嚴君平是著名道家學者,臨邛萬石(dàn)壩嚴河灣人,本名莊遵,在算命之前,曾是石室書院的老師。他懂陰陽,西漢初期以蔔筮耆龜給人看相為業,後來隐居并有很多著作。傳說西漢張骞鑿空西域,行到一條大河邊,看見一個牛郎在河邊牽牛飲水。他渡過對岸,又看到一個婦人在河邊織布。他上前打聽這地方叫什麼名字,那婦人并不回答,把支起織布機的一塊石頭取下來,遞與他說:“你回去問問蜀中嚴君平便知曉了。”張骞帶着這塊石頭回到成都,找到那位在成都賣蔔的嚴君平。嚴君平一看那塊石頭,大吃一驚,說:“啊呀!那裡便是銀河嘛,你看見的一個是牛郎星,一個是織女星。”張骞便将那塊從銀河帶回來的支矶石送與嚴君平。于是,支矶石便留在成都,那條街便叫支矶石街。成都确實有一條“支矶石街”,同時又有一條“君平街”,至于張骞是不是真的去了天上已無從考證。但這個流傳了數百年的民間傳說,正好把張骞與紡織女、牛郎(馬夫)、巫術、算命、醫學等聯系起來,與天回鎮老官山西漢墓出土文物特征十分吻合。
張骞是否真的來到了成都?又是否見過道家學者嚴君平?2017年12月20日,著名考古學家王仁湘圍繞着這一系列謎團進行了梳理。據他考證,張骞遇見織女的傳說,不足為信。但據史書記載,張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119年至前115年)的确曾通西南夷,因之行蜀到達成都。王仁湘在明代官員、學者曹學佺所著《蜀中廣記》中的《嚴遵傳》裡發現,文中引述了南朝梁人宗懔《荊楚歲時記》中的一個傳說:張骞出使西域訪大夏窮河源,回程時,他的船上載回了一塊大石頭。随後,他運到成都,通路了知天曉地的道家學者嚴君平。嚴君平告訴張骞,這是天上織女的支機石。成都的“支矶石街”與“君平街”相距1.6公裡。據王仁湘考證,嚴君平,史有其人,西漢時期的成都人,相傳是揚雄之師。王仁湘認為,張骞到過蜀郡成都,倒是确有其事。
據《漢書·張骞傳》記述,漢武帝在張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後,開始“複事西南夷”。張骞向漢武帝報告了西域情況後,天子欣欣以骞言為然,乃令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裡。那為何要到成都呢?《史記·大宛列傳》裡則充分講述了,“張骞說道,在大夏見到蜀地所産邛杖蜀布,那是大夏人由數千裡外的天竺購得。他推測天竺離蜀地不遠,是以貿易蜀地特産比較便利。”由此推測,由蜀往南經身毒(中國對印度的最早譯名)至大夏有商路相通,這才引起漢武帝極大興趣。為了通西域的西南行,張骞的足迹曾留在天府之國,曾駐足成都,尋邛杖、訪織女。《史記·大宛列傳》是這樣記載的——
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裡。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雲。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裡,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裡,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裡,重九譯,緻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為然,乃令骞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裡。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辄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馀裡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骞言可以通大夏,乃複事西南夷。
這段話的關鍵在,“天子欣然,以骞言為然,乃令骞因蜀犍為發間使”“及張骞言可以通大夏,乃複事西南夷”“令骞因蜀犍為發間使”,就是指令張骞去四川犍為郡(今四川宜賓)親自主持其事,在犍為郡派遣出使各國的使者,這就是《史記·大宛列傳》裡記載的“乃複事西南夷”。這是因為漢武帝基于溝通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徹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納了張骞的建議。犍(qian)為,郡名,西漢建元六年(前135)置,治所先後在鄨縣(今貴州遵義西)、廣南(今四川筠連)、僰道(今四川宜賓西南)、武陽(今四川彭山東)。轄境約當今四川簡陽、新津以南,大足、合江、貴州綏陽以西,岷江下遊、大渡河下遊、金沙江下遊以東,雲南會澤、貴州水城、金沙江以北地區。“乃複事西南夷”,就是說又從事通西南夷的活動了。西南夷,即西夷和南夷,漢時是對分布在今甘肅南部,四川西部、南部,貴州西部、北部,雲南和西藏昌都地區各少數民族的泛稱。顯然,張骞到過四川,并且晚年長期在西南地區工作。因出使西南受挫,沒臉再回長安,後來長住成都。
張骞出使西南夷線路圖(陳楠 攝)
張骞與西漢名人四川的司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文翁同朝為官,其年齡小于四川朋友,作為小兄弟的張骞對這些學者官員的故事和成就非常清楚。民間傳說張骞曾到過成都許多地方,在成都拜訪文翁(前187至前110)大人,到臨邛(今邛崃)看邛竹杖、拜文君井,喝了美酒,也到南充阆中看望落下闳(前156年至前87年)故裡。落下闳是今四川省阆中市人,西漢天文學家,太初曆的主要創立者,渾天說創始人之一。司馬相如,生于四川蓬安,長于成都,“漢賦四大家”之一。卓文君(前175—前121),臨邛人,著名才女。張骞要拜訪卓文君的出生地,看看“文君當垆,相如滌器”發生的地方,這些都在情理之中。
我們根據前面的分析進行推測。張骞晚年在四川主持西南夷工作,主要住在天回鎮老官山,時間有4年多(甚至更長)。因在西南受阻沒有完成漢武帝的任務,積勞過度(即“大行”),于公元前114年在成都病逝,享年50歲,與夫人同葬,下葬時間與老官山漢墓測定時間吻合(141-88BC)。随身攜帶的醫學書(M3墓)是在漢景帝(157-141BC)時期由齊地(山東)學者抄錄,有些重要家具也是景帝時期的産物。由于長期騎馬射箭,對醫治馬病有研究,随身攜帶《醫馬術》(M3墓)書籍。同時,喜愛蜀布蜀錦,對紡織機很有興趣,随從人員(M2墓)保管4台模型。漢代初期采用道家思想治國,漢武帝又轉用儒家思想。張骞對道家、儒家思想都不排斥,與道家嚴君平(公元前86年至公元10年)的老師(不知姓名),與儒家蜀郡守文翁,往來甚密。這些逸聞趣事,在西漢的成都幾乎都是家喻戶曉,是以有了“支矶石”與“君平街”的民間神話傳說。
曆史上對于張骞夫人沒有記載,但她是北方人應該可以肯定,随軍而來四川,與M1女性墓主身高約160.22厘米符合。張骞的經曆和身材與“老官山漢墓M1男性墓主身高約169.91厘米”“M1男性墓主生前可能有長期的騎馬、張弓射箭等行為,可能曾有一段戎馬生涯或者在生活中是一個尚武、愛好騎射的遊獵者”等特征,十分符合。可以猜測,天回鎮老官山一号M1漢墓是張骞及夫人的真墓。
張骞因耽誤戰機被免職。司馬遷在《史記·張骞出使西域》寫道:
張骞,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初,骞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骞以校尉從大将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骞為博望侯。明年,骞為衛尉,與李将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将軍,軍失亡多,而骞後期,當斬,贖為庶人……天子以為然,拜骞為中郎将,出使烏孫。骞還,拜為大行,列于九卿。歲餘,骞卒。
文獻記載很清楚,張骞是漢中人。建元年間被任命為郎官,以郎官的身份應募,出使月氏。朝廷封張骞為博望侯。第二年,張骞擔任衛尉,因晚于約定的日期到達,判處斬頭,他用爵位贖免死罪,成為普通平民……後來皇帝授予他中郎将的官職,出使烏孫國……張骞回到朝廷後,被封為大行令,爵位排列在九卿之中。這裡很明确,張骞去世時為“大行令”(官名,在西漢初稱典客,掌歸降的各少數民族,景帝中六年改稱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稱大鴻胪,又改其屬官行人為大行令),不是“博望侯”,他曾經被“判處斬頭,用爵位贖免死罪,成為普通平民”,是以在墓葬不能再用“博望侯”。此外,《史記》隻寫他是漢中人,沒說具體地點。死在哪裡,葬在哪裡,都沒有說。還有,從文獻可知,張骞出使西域,後來又入伍打仗,說明他懂馬術和醫術,身體很好,否則難以遠行。同時,張骞在大夏見到邛杖與蜀布,說明他對四川紡織熟悉。
陝西城固張骞墓(陳楠 攝)
張骞是在哪裡去世?死後葬于何處?1938年7月前,這是西漢史學一個重大懸案。當時史學界普遍認為,陝西城固張骞墓是衣冠冢。1938年7月後,西北聯大曆史系對城固張骞墓發掘,出土了漢磚、漢五铢錢、疑似“博望封泥”等文物,于是确定是真實的張骞墓,次年黎錦熙書寫了《漢書·張骞傳》并立“增修漢博望侯張公骞墓碑記”,這樣就鐵闆釘釘了。
其實,這是比較草率的決定,因證據太少、漏洞又太多。但限于當時考古手段和經濟條件,我們不能苛刻要求前人。1938年,即抗日戰争爆發的第二年,由于戰況非常激烈,國立西北聯大為了教學安全把校址遷移到陝西城固。學校的曆史系考古委員會聽說張骞墓就近在咫尺,于是組織師生進行了考古發掘。這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對張骞墓進行的科學發掘。但是這次發掘僅對墓道和墓前的石獸進行了清理,并沒有進入墓室(在此之前,張骞墓已被多次盜擾)。在清理甬道時,出土了馬骨、漢磚、五铢錢等文物。而最大的收獲就是發現刻有“博望造□(或銘)”的墓穴“封泥”,這也是張骞墓所在的最有力的證明,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然而對這件文物的定性争議還是很大的,有“玺印說”“封泥說”“範印或者範母說”等,至今仍沒有定論。因發掘年代比較久遠,當時也沒有正式的發掘報告,隻是後來從當時的文檔中整理出下面的描述:
“是物為一灰色陶片,大約二十四公厘見方,厚約四公厘。正面有陽文疑為‘博望■造(或銘)’四字。案:‘銘’字徐铉新附。出土後,洗刷過力,緻稍損蝕。字型在篆隸之間(篆多隸少),背面為平面,惟顯有一不規則圓形之小凹凸面,似原有附着物(如鼻鈕之類)面脫落者。”
顯然,當時也沒有完全确認。而國家博物館在各大展覽中均采用了“封泥”的說法。現在國家博物館(或者故宮博物院)還可以看到一件隻有指甲蓋大小卻非常醒目的展品,它就是出土于張骞墓中刻有“博望造□(或銘)”的“封泥”。至此,大家清楚了張骞墓的來曆。具體過程,可以參閱蔔琳、白海峰等學者2013年發表在《考古與文物》第2期的論文《張骞墓考古記述》。
封泥(正)
封泥(側)
國家博物館藏圖“博望”封泥
從中國著名考古學家何士骥1942年11月發表的《修理張骞墓工作報告》來看,他也沒有對“張骞墓”的墓主進行認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劉瑞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學界無法給出城固“張骞墓”的墓主是張骞本人這一結論,都是“疑似”。據南陽市文化廣播和旅遊局局長白振國說,城固縣當地知情人告訴他,城固“張骞墓”不是張骞真身墓,隻是衣冠冢。筆者三次去城固張骞墓參觀,都問講解員“張骞的博望侯的官銜早被免了,去世時也沒有恢複,怎麼還叫博望侯?”講解員都說不清楚,還說我們當地人也有這個疑問。
張骞真身墓在城固,證據不充分。理由在于:一是考古出土文物都是東漢的,而不是西漢的;二是考古的墓是清代重建的,不是漢代的;三是“封泥”根本沒有清晰文字,是後來猜測附加的;四是當地的地名本身就叫“博望”,不是張骞墓的原因;五是沒有任何關于張骞的直接證據,比如他的遺骨、使用的器物或有關文字記錄;六是張骞去世時不是博望侯,不能再用此封号(後來也沒有恢複博望侯官位),隻能用大行。如果說那個“封泥”文物是真的,那麼也隻能算“玺印”,不是張骞的私人印章,相當于公章,當地最高官員當年都可以使用。
我們的結論是:陝西城固張骞墓應該是衣冠冢,不是真身安葬地。張骞真墓在成都天回鎮老官山。
改定于202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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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文/圖:李後強(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