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任評說—淺析西漢名臣主父偃的人生際遇與功過是非​（一）

作者 康有鵬

主父偃劇照

編者按：老戰友康有鵬先生退休後專注于漢史研究，撰寫了大量實錄解析文章在網上發表，尤其論述劉邦、張良等漢初風雲人物的13篇文章受到讀者熱烈歡迎。近日，作者又對漢武帝“推恩令”的進谏與施行者主父偃進行了深入研究，撰寫了《千秋功罪任評說——淺析西漢名臣主父偃的人生際遇與功過是非》一文（共三部分，近兩萬字），由《雲蔔堂》原創首發，敬請關注。

千秋功罪任評說——淺析西漢名臣主父偃的人生際遇與功過是非（一）

西漢武帝時代，曾經苦讀遊學四十餘年，卻懷才不遇、到處碰壁的齊人主父偃，輾轉西入長安尋找新的機遇。大将軍衛青多次向武帝舉薦未果，窮困潦倒之際，主父偃隻好向皇上直接上書。豈料，〝朝奏，暮召入見”！

令人難以置信，主父偃不僅被拜為郎中，且一年之内連升四級，官至中大夫。受到破格任用後，他屢陳治國良策，均被武帝采納。尤其進谏施行“推恩令”，從根本上破解了“諸侯王坐大”這一困繞西漢王朝長治久安的難題。

然而，正是這位提出被譽為中國曆史上“第一陽謀”的功臣，後來卻被武帝處死并滅族。究竟發生了哪些事件？如何評價主父偃的曆史地位？怎樣看待他的功過是非？讓我們以史為據，試作探析。

一、絕境求生，憑借宏論獲殊榮。

司馬遷《史記》将主父偃與平津侯公孫弘列為合傳。據史記載：“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遊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可見，滿腹經綸的主父偃人緣不佳，到處碰壁，亦無入仕無門！

史記開篇介紹主父偃懷才不遇後，接着寫他：“家貧，假貸無所得，乃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就是說，主父偃家庭也很貧困，向别人借貸也借不到。他隻好又去北方燕、趙等地遊學，亦未遇到人賞識和重用，想為王公做賓客都很困難。

（一）

在走投無路之際，主父偃這位年近華甲的滄桑老人，并未放棄理想追求，決定西入崎曲險峻的涵谷關，到盛世長安尋找新的機遇。史載：“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遊者，乃西入關見衛将軍。衛将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阙下。朝奏，暮召入見。”（《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大意為，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主父偃認為各諸侯國都不值得去遊學，就西入函谷關，去拜見大将軍衛青。衛青多次向皇上舉薦，而武帝一直也不肯召見。這時，他所帶錢财已經花光，留居長安也很長時間了，諸侯的賓客們都很讨厭他。

困窘和萬般無奈之下，主父偃決定最後一搏，便直接上書武帝。然而，喜出望外的是，他早晨呈上奏書，傍晚時分便得到皇上召見。這為他施展抱負才華，進而受帝賞識實作飛黃騰達的人生目标，打開了通往“九阙”之門。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亦在主父偃身上得以展現。他向皇上呈奏了九件事，其中八件涉及律令，一件為反對征讨匈奴之事。盡管疏奏篇幅很長，史遷仍原文收錄了這篇書奏：

主父偃以縱橫家的雄辯，單刀直入地寫道：“臣聞明主不惡切谏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谏，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計，原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大意為，我聽說賢明的君主不厭惡深切谏言而廣泛觀察，忠臣不敢逃避重罰以直言進谏，是以治國良策才不會遺失卻功名流芳于萬世。如今我不敢隐瞞忠心，逃避死亡，以陳述愚昧之見，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過，稍微考察一下我的想法。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狝，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是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兇器也，争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屍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主父偃借用司馬法說，天下已經平定，皇上高奏《大凱》樂章，春秋舉行狩獵，諸侯們借此春練甲兵，秋整武備，以示決不忘戰。況且發怒乃背逆德行之為，武器亦為兇惡之物，争鬥是最低劣的節操。古代人君怒則必開殺戒，屍橫血流，故聖君非常注意慎為動怒。那些憑借武力和戰争取勝的人，沒有不最終後悔的。

進而，主父偃以秦亡為鏡鑒，陳述道：“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内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大意是說，秦皇用武力吞并六國，統一了天下，功業堪比夏、商、周三代之君。但求勝而不知休兵，竟又想攻打匈奴。丞相李斯用匈奴居無城郭餘财，如同鳥獸飛翔遷徙，很難控制加以勸阻。李斯論證說，若派輕騎深入，軍糧必定斷絕；若攜辎重軍需，運力又難以為濟。假使得到匈奴土地，亦無利可圖；獲得戰俘百姓，也不能役使其守護國土；如果殺死他們，更非民之君父所為。這種使國力疲憊，而匈奴快意之事，并不是好的政策啊！

李斯煞費苦心的勸谏道：“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裡，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谷。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馀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逾河而北”（《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就是說，秦始皇未采納李斯建議，便派大将蒙恬進擊匈奴，開拓千裡江域，以達黃河為界，而這些鹽堿地，卻五谷不生。後來，秦朝又征集全國成年男子戍守北河，軍隊在風沙日曬中苦守十餘年，死者無數，但始終沒能越過黃河而北進。

秦始皇征讨之是以勞而無功，究其原因：“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锺而緻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大意為，秦皇征讨尚未成功，并非人馬不足，武備不夠充裕，而是形勢不允許呀！秦朝又讓天下百姓飛速轉運糧草，從靠海的琅邪郡等轉運到北河，運三十锺糧食才能得到一石。男人力耕不能滿足糧饷需求，女子紡布績麻亦難供給軍需。百姓疲憊不堪，孤寡老弱得不到供養，道旁屍橫相連，這大概是天下人背叛秦王朝的原因！

接着，主父偃又列舉漢高帝吸取“白登之圍”的慘痛教訓，采納和親之策而止戈息兵。他說：“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禦史成進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劉邦大軍被匈奴40萬鐵騎圍困七晝夜）。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幹戈之事”（《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

主父偃在書奏中，借用《孫子兵法》得出結論：征讨匈奴勞民傷财，并不是好的國策。“古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将系虜單于之功，亦适足以結怨深雠，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就是說，秦朝常聚衆屯兵幾十萬人，雖然取得了殲敵斬将、俘虜單于之功，亦與匈奴結下深仇大恨，卻不足以抵償全國耗費的資财。這種上使國庫空虛，下使百姓疲憊，揚威國外而自我内心歡樂者，并非完美之策和好的事情啊！

接着，主父偃又以古代聖王之道，提出尚未開化的匈奴，劫掠是其天性，勸谏武帝應當慎下征伐之令：“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是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大意是說，匈奴侵奪劫掠是其天性，亦非一代之事。上自虞舜、夏、商和周朝，将之視為禽獸畜養。皇上您未曾借鑒先王經驗，卻遵循近世的過錯，這正是我最大的憂慮，也是百姓的苦痛。

他接着寫道：“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離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是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就是說，況且久戰則會生亂，做事很苦亦會生變。由于邊境百姓疲憊愁苦，才産生了背離秦朝的情緒，将帥和官吏互相猜疑，而與外國人勾結，南越王尉佗自立、秦将章邯叛變的慘痛教訓，值得察鑒啊。

主父偃在最後寫道：“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原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大意為，主父偃引用《周書》說：國家安危在于君王釋出什麼政令，國家存亡在于君王用什麼樣的人。希望陛下您仔細考察，對此稍加留意，應當深思而熟慮之。

（二）

據史記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大意為，這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都向皇帝上書，談論當代的重大事項，每人各講了一件事。

徐樂上書，亦是開門見山。他從秦亡這一沉痛的曆史教訓，直入大漢面臨的現實問題：“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進而論述說，陳勝、吳廣乃一介平民，無千乘之國，無望族聲名，無孔墨之賢，無陶朱之富，然一呼而天下震動，導緻盛極一時的秦王朝迅速崩塌，這就是“土崩”！原因是什麼呢？“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是以為資也”（《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徐樂一針見血的指出，陳勝自己雖無優質資源可用，然其卻擁有天下的負能量。從客觀民情看：民困、下怨、俗已亂！從秦朝執政者來說：不恤、不知、政不修！對此，秦末統治集團麻木不仁和屍位素餐，陳勝正好乘勢借力得以成功。豈不值得深思嗎？！

那麼，“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号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财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就是說，“瓦解”--實乃“吳楚七國”之亂。聲勢浩大而貌視不可一世的七國叛軍，之是以能夠很快被平定，究其原因：“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群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大意為，七國的迅速滅亡，并非權輕于普通百姓而兵力弱于陳勝，而是高皇帝恩澤尚未衰退，群眾亦能安居樂業，因而諸侯們得不到外援。

由此得出結論：“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内，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大意是說，天下若有土崩之勢，縱然是窮困的平民，隻要有人首先發難，就可能使國家遭到危機，陳勝便是例證。何況還有韓、趙、魏等亡國之君追随着他呢！國家雖無大治，若真正沒有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和勁旅起來造反，自身也不會很快被擒，“吳楚七國”之亂正是如此。“土崩”與“瓦解”這兩種情況，是國家安危之本，希望賢明的聖上多加留意，而深刻予以考察。

徐樂在奏書後文，針對武帝年間，關東地區五谷歉收，百姓大多窮困，加之邊境一帶戰争，群眾将有不安的心境，認為不安便會流動，流動将會出現“土崩”之勢，提出了解決的具體對策（從略）。武帝閱之，欣然接受。

（三）

西漢自陸賈、賈誼總結秦亡教訓以來，政治家和史學家對此多有論述。齊人嚴安上武帝書，亦是通過回顧曆史，批評秦統一後繼續推行擴張之策。

嚴安在疏奏中說：“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jù），示不複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向使（假如）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笃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于海内，則世世必安矣”（《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大意為，秦始皇吞并六國稱帝後，消毀諸侯都城和用兵器鑄鐘，以示不再動武用兵。百姓以為遇上聖主，而獲得了新生。假如秦朝能寬緩刑罰，輕賦稅，減徭役，尊重仁義，輕視勢利，崇尚忠厚，鄙視智巧，移風易俗，使百姓得到教化，那麼世代都會安甯啊！

然而，秦皇并未實行如此新政：“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笃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谄谀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轶。欲肆威海外…”（《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大意是說，秦朝依然因循舊俗，智巧奸猾之人得到重用，而忠厚誠信者卻被斥退；法律嚴酷，政治嚴峻，阿谀獻媚的人很多，朝廷天天聽到的隻是贊美之聲，進而心滿意足，想入非非，一心想揚威于海外！

秦朝超越原戰國七雄的疆域，向一北一南兩個方向不斷推進。在遼闊的北方，“乃使蒙恬【注：秦大将蒙恬率30萬大軍】将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後。” 而在荒蠻的南夷，“又使尉屠睢【注：秦大将屠睢率領50萬大軍分五路南征百越】将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注：相傳為秦代百越人對秦朝的主要貢獻是建構靈渠）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注：秦将尉佗後任南越王】将卒以戍越”（《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大意是說，秦朝南北兩面出擊，極大的消耗削弱了國力。

是以，嚴安認為，這些舉措是導緻秦朝迅速滅亡的根原：“當是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挂于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大意為，這種狀況到了秦二世時，嚴重的政治危機終于暴發，導緻秦王朝的全面崩潰而最終滅亡。

（四）

據史記載：當主父偃等“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诏拜偃為谒者，遷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史記-平津侯 主父列傳》）。

若仔細推究，主父偃上書時間為元光元年（前134年），而早在武帝即位之初，即建元三年（前138年），便派遣張骞出使西域，試圖聯絡大月氏共同“滅胡”，後因張骞

意外被匈奴所俘方案落空。元光二年（前133年），武帝又集中30萬精銳騎兵，派五位名将（其中有“飛将軍”李廣）埋伏于朔州山谷之中，企圖誘騙軍臣單于入侵馬邑城，然後聚而殲之。但因“馬邑之謀”敗露，重大秘密軍事行動功敗垂成。

試想，從主父偃等三人疏奏的内容看，尤其是反對征讨匈奴、開疆拓土一事，明顯有悖于聖意，但武帝竟發出〝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的感歎！遂對這幾位有識之士全部任用，然并未采納其策。而獨占鳌頭的主父偃，又在一年之内連升四級，由内史、谒者、中郎，直升至中大夫之位，成為武帝信任的“内臣”之一。這其中到底有哪些秘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