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東晉朝是一個不幸的朝代，它從建立起就沖突重重，很快就危機四伏，中期以後，随着政權臨近崩潰，原來為世族崇尚的玄學逐漸走向衰退，統治集團為了維系和調整統治秩序，開始從儒學與佛教的結合上尋找理論上的救命稻草。這一時期，佛學越來越受重視。著名的高僧慧遠正好活躍于這一時期，他是當時非常最有名的一個僧人，也是廬山曆史上最有影響大和尚。
慧遠十三歲即随舅父遊學于許昌、洛陽一帶，讀儒、道經典，他“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參看《高僧傳·卷六·釋慧遠傳》）慧遠本是志在儒學，但政治動亂使他有隐居之念。本來他想南下就學于隐居豫章（今江西南昌）的範宣子，但中原的動亂使他無法南下，他聞知著名高僧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宣傳佛法，慧遠随即攜弟弟慧持前往恒山，拜師求教。上山後，慧遠聽道安講解《般若經》時，“豁然而悟”，他感歎說：“儒道九流，皆糠秕耳！”（參看《高僧傳·釋慧遠傳》）于是，他毅然與弟弟投簪落發，開始了佛教僧侶的生活。慧遠讀經與衆不同，他“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對佛教教義的領會異常深入，是以，道安滿意地贊歎說：“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他把佛教在中國大地廣泛傳播的希望，寄托在慧遠的身上。
慧遠畫像
慧遠曾和同學慧永欲到廣東的羅浮山結宇傳道，慧永途經浔陽時為郡人陶範所留，上了廬山，慧遠也為慧永所挽留，随之到了廬山，他們見廬山清靜，就決定暫住廬山。慧永住在廬山北面由陶範為他建造的西林寺，而慧遠卻住江州刺史桓伊在廬山東面為他建造的房殿，而這房殿後來成了廬山著名的東林寺，成了南方佛教傳播的中心。東林寺負“得爐之峰”，傍“瀑布之壑”，“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寺内别置禅林，森樹煙凝，石徑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參看《高僧傳·卷六·釋慧遠傳》）慧遠在東林寺住了三十多年，直到他去世。
廬山東林寺
慧遠蔔居廬山期間，佛教在江南已經有較廣的傳播，但當時佛教界風氣并不好，上層僧侶結交權貴，迎合時流，表面是弘揚佛法，實際是貪圖私利，融入世俗權利之中。慧遠對這一狀況非常憂憤，他在《與桓太尉論竈簡少門書》中憤慨地說：“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慧遠潛居廬山後，他身體力行，維護佛法，堅持不入都邑，不仕王侯，宣揚佛教戒律，大力倡導翻譯佛經。他見南方佛經不齊，律藏殘缺，便派弟子遠度西域，帶回《方等》新經二百餘部，得以在中土傳譯。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年），印度西北部的佛教小乘毗昙學大師僧伽提婆來到廬山，慧遠便請他譯出了《阿毗昙心》和《三法度論》。慧遠和當時住廬山的佛教學者竺道生等，大力研究和提倡毗昙學，使毗昙學風靡一時，毗昙學的基本教義是以我為無，以法為有，這種觀念後來在南方有較大的影響。
慧遠像
慧遠于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卒于廬山東林寺，享年八十三歲。他的著作被整理為十卷五十餘篇。他著有《大智論要略》二十卷（亦名《釋論要鈔》）、《不敬王者論》一卷、《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并羅什答）》三卷、《大智論序》一卷、《阿毗昙心序》一卷、《三法度序》一卷、《妙法蓮華經序》一卷、《明報應論》一卷、《修行友善禅經序》一卷、《辯心識論》一卷、《法性論》一卷、《沙門袒服法論》一卷、《釋三報論》一卷、《佛影贊》一卷，以及《念佛三昧詩集序》等。
慧遠在廬山潛心研究佛教理論，著書講佛，推動了佛教的發展，在當時，慧遠對于佛教中國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成立廬山曆史上最著名的大和尚，也成了為中國佛教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中國名僧。
首先，慧遠将中國傳統的儒學和玄學融入佛教之中，推進佛教中國化，同時也讓佛教能更有效地在中國傳播。
在慧遠之前，佛教界通常把佛學看成是内學，而把儒、玄視為是外道，佛教對儒、玄是排斥的。而在慧遠看來，儒、佛、玄三家是統一的，他不僅精研佛學，而且也兼通經學和玄學，他融會儒、佛、玄三家學問于一身。慧遠主張将内佛與外儒、玄融合起來，使三者合而明之，以佛學為主，以儒、玄為輔。他知會有宗（佛），兼融百家（儒、玄等）。慧遠着力結合中國傳統思想和觀念來釋解佛學理念，讓知識界很多熟知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文人能接受和興趣佛學。同時，他還與中國古代文化界和道學、道教人士密切交往，如陶淵明和道士陸修靜經常去拜訪慧遠，後來，南宋名畫《虎溪三笑圖》所描繪的就是慧遠與陶淵明、陸修靜的故事。慧遠和當時文化名人謝靈運、竺道生等，也交往相當的緊密，是知心摯友。此外，慧遠還善于用中國傳統所傳播的理念來注釋佛學，比如，結合傳統的善惡觀念，提出了“三世報應”“靈魂轉世”“西天淨土”等思想，這大大影響了中國老百姓對佛教的接受和認識，推動了佛學在民間的傳播。
虎溪三笑圖
其次，慧遠極力倡導“彌陀淨土法門”，創造性地闡述了淨土宗的基本理念。慧遠也是以被後世淨土宗的僧人們推尊為該宗的初祖。在慧遠等人的提倡下，“淨土”法門在南方得到廣泛傳播。
在廬山，慧遠曾與劉遺民等人，在阿彌陀像前立誓，結社研究和傳播佛學，創辦了中國佛教史上最早的結社，以專修“淨土”之法為根本目的。東晉謝氏的重要人物、名仕謝靈運特别佩服慧遠，多次到廬山拜訪慧遠之後，曾替慧遠在東林寺中開東西兩個水池，種上了白蓮，後來，慧遠所創之佛學社，便稱為“白蓮社”，是以，後來也把淨土宗稱為“蓮宗”。淨土宗以《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佛》（簡稱“淨土三經”）等基本經典。
淨土宗推崇“西天淨土”，就是認為在人間所經曆的此世界之外，還有個極樂世界，叫“西天淨土”，大家一起天天默念“南無阿彌陀佛”，修善去惡，死後就能往生西天極樂。
所謂的“西天淨土”實際上是指極樂至善的淨土之境。就是說，凡間衆生脫離惡濁之世之後，趨向解脫之道，便能進入一種淨境，即淨土“三經”所描繪的西方淨土世界。這種淨境有三個基本其特點，即祥和安樂、清淨莊嚴、純善無惡。
所謂的“祥和安樂”指的是去除痛苦，進而進入一種精神愉悅之境，達到洞達涅槃之後的法喜境界。《無量壽經》這種境界為“安樂”或“極樂”，《阿彌陀經》稱之為“極樂”，《觀無量壽佛經》稱為“極樂世界”。“極樂”就是于淨境中不再有衆生的痛苦，即“無有三塗苦難之名，但有自然快樂之音，是故其國名曰極樂。”（《無量壽經》卷上，《大正藏》第12卷，271中）“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阿彌陀經》，《大正藏》第12卷，346下）無有衆生之苦，自然快樂，這就是極樂。衆生在極樂之淨境，分享自然而然的快樂，過着非常愉快愉悅的生活，是以，“十方來生，心悅清淨，已到我國，快樂安隐。”（《無量壽經》卷上，《大正藏》第12卷，267中）
所謂“清淨莊嚴”，指的是一種“七寶莊嚴”境态，淨土“三經”很注重對于這種“莊嚴”的描述，這種“莊嚴”并非虛無缥缈的精神境，而是有淨土世界的種種珍寶和花卉等作依托的，從形式上看，“極樂淨土”的“淨”其實不是虛無，而是美麗而不污濁的，有珍貴寶物，有美妙的花卉等，“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是故彼國名曰極樂。”（《阿彌陀經》，《大正藏》第12卷，346下）比如，有七寶池，池底布滿金沙，池邊的階道上，以金銀等合成，池上豎立着樓閣，以七寶裝飾；池中有微妙香潔的各色蓮花；而且，池的上面空中還飄動着美妙音樂，有“天樂”之音；雨天，下着曼陀羅花雨，氣候一直是非常适宜的，“亦無四時春秋冬夏，不寒不熱，常和調适。”（《無量壽經》卷上，《大正藏》第12卷，270上）生活在此淨土之中的佛和衆生，壽命無限，因而稱為“阿彌陀”。
所謂的“純善無惡”，淨土“三經”是從内容上去描述淨土世界純善無惡的道德理想的，當然，衆生并非能輕易進入這種境界，而是必須經過為善去惡的修行才行。若不修善，“無善可怙，無德可恃，是故死堕惡趣，受此長苦”（《無量壽經》卷上，《大正藏》第12卷，271下），是永遠也無法進入此境的。在淨土世界，行善成為一種自然本性，絲毫也不會有行惡沖動，“諸佛國土，天人之類，自然作善，不大為惡，易可開化。”（《無量壽經》卷下，《大正藏》第12卷，275下）是以，在此境中，不再有“三惡趣”（地獄、餓鬼、畜生）生命，“彼佛國土無三惡趣。”（《阿彌陀經》，《大正藏》第12卷，347上）沒有了“三惡趣”，便是理想道德的圓滿狀态，是以，淨土世界就是精神極樂世界。
是以，《無量壽經》強調離三毒之惡（貪、嗔、癡）而向善，指出三毒是衆惡之因，推崇“三善根”，即無貪善根、無嗔善根和無癡善根。主張杜絕因貪欲而成惡，認為“少欲知足，無染恚癡，三昧常寂，智能無礙”（《無量壽經》卷下，《大正藏》第12卷，274下）；反對因嗔恚而成惡，認為因不良之心而起沖突，是以而結怨，是以，須和諧相處，“言色常和，莫相違戾。”（《無量壽經》卷下，《大正藏》第12卷，274下）強調應避免因愚癡而成惡，因為愚癡不化，便不信佛法真谛，不信修善得善，不知修道得道，“都不信之，謂之不然。”（《無量壽經》卷下，《大正藏》第12卷，275上）顯然，愚癡之人，自然也就永遠進不了淨境了。
慧遠的厲害之處就在于結合中國傳統思想觀念，創造性地提出了“三世因果”“靈魂轉世”和“西天淨土”說，把淨土宗的佛學基本理念轉變為中國當時的思想界、文化界和平民百姓都能接受和喜歡接受的觀念，以此來促進佛學的傳播。
宇宙人生，有“三世因果”，即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因，來世受果。三世之間互有因果，是以，今生之果，源于前世惡緣；今生善緣，能使來世有正果，當然，今生今世，務必應行善去惡，方能進入淨土世界。
人生皆是“靈魂轉世”的，每個人的靈魂都會在這個世界上不停地“投胎轉世”，今生能大富大貴，皆因前前世是大有富裕的；今生貧窮，是因前前世有窮緣。今生閱聽人生之苦，隻要能天天默念“南無阿彌陀佛”，盡心盡力修善去惡，來生便可以進入西天極樂世界。慧遠所傳播的佛教理念是，西方淨土，并非可望而不可及，隻要能遠離“三毒之惡”，遠離“五惡”（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盡心為善，是可以進入西方淨土的，是以，《無量壽經》說：“今吾于此世作佛，降化五惡，消除五痛，絕滅五燒，以善攻惡，拔生死之苦，令獲五德，升無為之安。”（《無量壽經》卷下，《大正藏》第12卷，277下）
慧遠這樣的觀點，沒有那麼多深奧難懂的佛學言語，但卻很符合傳統世俗的常識，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曆來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積德行善，往生極樂”的基本理念，就像中國古代典籍《易經》早就有這樣的理念，《易經·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慧遠以中國傳統世俗觀念來釋解佛學理念，并把佛學中國化，難怪，淨土宗的佛學理念能廣泛傳播。
再次，慧遠着力傳播佛學，其影響力不限于僧侶界，而且還擴充到政界和文化思想界，他與當時文化界、政界的一些人有很近的交往，但卻絕不出仕，也絕不依附權貴，他巧妙而又堅決地維護了“沙門不敬王者”的佛學獨立理念。
由于慧遠在佛學界的貢獻越來越大，他的名聲和影響力已不限于僧侶界，而是擴充至思想文化界，深知連政界的一些要人也對他刮目相看，但是，自從他進入廬山之後，在三十二年的時間内，他一直堅持與俗世的權利場保持着距離，從不攀附權貴。到廬山通路他的人，無論身份多尊貴，地位有多顯赫，當訪客離開東林寺時，慧遠隻送至虎溪邊，以虎溪為界，從不越界。慧遠以此來表明不絕不涉及仕途，絕不依附權貴。
東林寺的上方有山石，山石上是峰頂，相傳因有人見老虎在峰頂躍過石岩，是以而有泉水從峰岩的縫隙裡源源不斷流下，水流成溪，于是，該泉水被稱為“虎溪源”。慧遠與東晉名士陶淵明、道士陸修靜交往甚密，三人一起，視為知已，話語甚是投機，而當陶、陸欲離開廬山時，慧遠不知不覺地送他們至虎溪，後來，有畫家是以故事而畫了《虎溪三笑圖》，虎溪一直是慧遠送客的止步之處。
慧遠在廬山東林寺修佛時，東晉的一些高官名士常到東林寺拜訪慧遠，比如，東晉豪門之後、大文豪殷仲堪，系太常殷融之孫，晉陵太守殷師之子，當他将上任荊州刺史時，路過廬山，專程上山拜訪慧遠，慧遠與殷仲堪到廬山北澗迎客松下暢談《易經》，探求易理，長時間的交談，使兩人非常談得很投入，殷仲堪贊歎慧遠大師智慧深明，他自歎難與慧遠相比，而慧遠則對殷仲堪說：“使君之才辯，猶如山中流泉。”後人是以而将迎客松下的泉水稱為“聰明泉”。“聰明泉”見證了慧遠與殷仲堪的密切交往和傾心交談。後來，大司馬桓溫之子，東晉的将領、權臣桓玄領兵征讨殷仲堪，當大軍路過廬山時，桓玄特意邀請慧遠到虎溪旁見面，而慧遠卻不想見權臣桓玄，他以年老多病為由，拒絕到虎溪見恒玄，桓玄無奈，隻好親自過虎溪，欲至東林寺見慧遠。桓玄的随從感到不妥，勸恒玄說：“前殷仲堪進山時，對遠禮敬有加，将軍勿敬遠為妥！”桓玄回答說：“殷仲堪乃死人也，本将軍對遠公豈能不敬。”桓玄見慧遠，屈膝禮敬，并故意問慧遠：“聖人言說，身體乃父母所賜，遠公因何去其發？”慧遠答：“為立身行道而去發。”桓玄不知如何反對，隻好贊同，桓玄本想再質問慧遠，但已不敢再開口，隻好轉口問大軍征讨之事，慧遠不回答。桓玄無法，隻得問慧遠有何心願，慧遠回答：“願施主安穩，願殷仲堪亦安穩！”桓玄下山後對随從說：“遠公乃平生未見之高人也。”
後來，桓玄挾天子以令諸候，威權顯赫，他對慧遠一直沒有能忘，送書信逼請慧遠下山入朝，許以高官。慧遠回信，言辭堅定，絕不為官，桓玄終究請不動慧遠。後來，恒玄下令驅散衆僧，令其還俗。不過，他特意對手下指出，廬山是有德之人所居之地，其佛寺不在驅散之列。其實，在恒玄心裡，一直對慧遠很尊重。是以事，慧遠緻書桓玄，講佛法戒律，勸恒玄接受佛法，桓玄接受了慧遠的建議。
其實，慧遠并不拒絕與官員交往，而且他還與雙方是對立派的各種官員交往，但他卻又能保持與高官的距離，絕不依附權貴，能始終保持沙門的獨立性，這非常難得。
成帝年幼時，庾冰輔政，庾冰主張出家人應禮敬帝王，而尚書令何充，仆射褚翌、諸葛恢等與庾冰意見不和，持不同主張，上奏皇帝允許出家人不用禮敬帝王，而門下省卻按照庾冰指令駁回何充等人的建議，桓玄贊同庾冰的主張，欲令出家人禮敬皇帝，并寫信給慧遠，請他帶頭禮敬皇帝，慧遠回信說：“袈裟非朝堂之衣，缽盂亦非廟廊之物，出家人乃塵外之客，實不應禮敬君王。”恒玄閱讀書信後，遂改變了主張。是以事，慧遠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慧遠不僅在行動上，而且在理論上堅決主張出家人不敬帝王，明确表明出家人不依附權貴的立場。
後來，桓玄篡位稱帝，劉裕起兵讨伐他，桓玄勢弱，難以抵擋，向西逃串，東晉安帝司馬德宗從江陵回駕京師，當帝駕路過廬山時，輔國大臣何無忌知慧遠很有名望，令人傳信至東林寺，力請慧遠下山迎聖駕，慧遠又以年老多病為由，拒絕下山迎帝駕。而德宗知道後，不但不怪罪慧遠，而且還遣使臣至東林寺慰問慧遠，慧遠寫信表謝意，并說明年老多病，不便迎駕，德宗又下诏慰問以作答。慧遠堅持他的不依附權貴的立場，堅決拒絕權臣要他迎聖駕的建議，保持着佛家氣節。
還有一件事，同樣表明了慧遠“沙門不敬王者”的立場。東漢名儒盧植之後、東晉末年群雄之一、天師道領袖盧循占領江州時，特意至廬山拜訪慧遠。在朝廷眼裡，盧循乃是賊寇，但慧遠與廬循的父親年少時曾同為書生，盧循進山拜訪時，慧遠與他談起往事，相談甚歡，此時，寺裡有僧人提醒慧遠：“盧循乃賊寇，與其交往友好，不懼朝廷疑心？”慧遠答說：“佛法之中，無取無舍，智者當明此理，勿是以而憂懼。”後來，宋武征讨盧循，其随從說：“慧遠乃居廬山，曾與盧循交往甚厚。”宋武說：“遠公乃世之楷模，定是對人不分彼此。”并立即派使者送書信向慧遠緻敬，而且還送去了錢糧。衆僧都歎服慧遠大師的見識高明，很有遠見。
慧遠便是以如此高明的方式來保持與各種高官“近”與“遠”的适當關系的，慧遠堅持“沙門不敬王者”的立場，在慧遠心裡，攀附權貴不該是出家人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