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大屠杀的阴影下：当受害者成了加害者（下篇）

欧洲的记忆政治如何模糊掉我们今天在以色列和加沙的所见。

文章信源：纽约客（The New Yorker)

媒体简介：《纽约客》是一本著名的美国杂志，自1925年创刊以来，以深入的新闻报道、文化评论、短篇小说、诗歌和幽默插画而闻名。杂志内容涵盖政治、社会、艺术等多个领域，以高水平的写作和严谨的事实核查著称。其独特的卡通和封面插图以幽默讽刺的方式体现了纽约及更广泛的文化和政治特点，深受广泛读者群的喜爱和尊敬。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物之一，《纽约客》在文学和新闻界具有重要地位。

媒体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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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我离开柏林前往基辅，乘火车穿过波兰和乌克兰。要谈谈我与这些国家上的犹太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是最好的地方之一。许多美国犹太人前往波兰，参观所剩无几（如果有的话）的老犹太区，品尝根据早已消失的家庭留下的食谱重构的食物，进行犹太历史之旅，参观犹太隔都和纳粹集中营。（译注：隔都，ghetto，指纳粹控制区下的犹太聚居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强迫犹太人在极端恶劣、与外隔绝的条件下集中居住。隔都不仅把犹太社群与其他人群隔开，也把犹太社群彼此分隔开。纳粹单在其占领和吞并的波兰与苏联领土上就建立了至少1,000个隔都。该词起源于中世纪的犹太聚居区。）我更接近这段历史了。

我在70年代的苏联长大，成长于纳粹大屠杀的长期阴影下。这是因为，我家只有一部分人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也是因为，苏联的审查官禁止公开提到它。九岁左右，当我得知一些纳粹战犯仍在逃时，我失眠了。我想象他们中的一员从我们家五楼的阳台爬进来，把我绑架走。

在那些夏天，我们的表姐安娜和她的儿子们会从华沙来看我们。她的父母在华沙隔都遭焚毁后决定自杀。安娜的父亲在一列火车前跳轨。安娜的母亲用一条披巾把三岁的安娜绑在腰上，跳进河里。她们被一个波兰人从水里救了起来，藏在乡下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我知道这个故事，但不被允许提起它。安娜自己直到成年后才知道自己是一个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而她也没有急于把这个故事告诉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和我年龄相仿。

我第一次去波兰是在90年代，那是为了调查我曾祖父的厄运，他在比亚韦斯托克隔都（译注：Białystok Ghetto，纳粹于1941年在波兰占领区建立的犹太人隔都，1943年其居民被运往灭绝营，仅数百人幸存）呆了近三年，后来在马伊达内克（译注：Majdanek，波兰一处灭绝营所在地）被杀害。

关于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之战在波兰和德国同时发生，虽然争执的观点在两国并不相同，但一个共性特征是，右翼政客与以色列国家一同参与其中。

和德国一样，90年代到2000年前后，波兰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出现了宏伟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打破了苏联时期的沉寂。波兰人建造了博物馆和纪念碑，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的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半数的遇难者丧生于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及随之消失的犹太文化。

接着，强烈反对就出现了。这和2015年右翼、不开明的“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 Party）的上台同时发生。波兰人现在想要这样一个版本的历史：在纳粹占领下，他们和犹太人都是受害者，而且他们当时试图保护犹太人免受纳粹伤害。

事实并非如此：像我表姐经历的这种，波兰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德国人手中救下犹太人的情况极其罕见，但相反的情况却屡见不鲜：整个社区，或从占领前的波兰延续下来的国家机构（如警察或市政厅），对犹太人执行大规模屠杀。

但是，研究波兰人在纳粹大屠杀中作用的历史学家却遭到攻击。出生于波兰、普林斯顿的历史学家扬·托马西·格罗斯（Jan Tomasz Gross）遭到审讯，还被威胁起诉，因为他撰文称波兰人杀害的波兰犹太人比德国人多。甚至在他退休后，波兰当局仍穷追不舍。华沙创新的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polin，其负责人达柳什·斯托拉（Dariusz Stola）被政府排挤走。历史学家扬·格拉博夫斯基（Jan Grabowski）和芭芭拉·恩格尔金（Barbara Engelking），因撰文称一个波兰村庄的村长曾是纳粹大屠杀的合作者，而被拖上法庭。

当我撰写有关格拉博夫斯基和恩格列金案件的文章时，我收到了人生中最可怕的死亡威胁（我收到过很多死亡威胁，但大多数都记不住）。其中一封发到了我的一个工作邮箱，内容如下：

“如果你继续写关于波兰和波兰人的谎言，我就把这些子弹打到你的身上。请看附件！两边膝盖骨各五颗，这样你就再也走不了路了。但如果你继续散布你对犹太人的仇恨，我接下来会朝你的阴部打5颗子弹。第三步你甚至不会注意到。不过别担心，我不会下周或两个月后就来找你，我会在你忘记这封邮件的时候回来，也许是五年后。你就在我的名单上……”

附件是一张照片：一只手掌上放着两颗闪亮的子弹。

奥斯威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Auschwitz-Birkenau State Museum）发推谴责我的文章，其负责人由波兰政府委任。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也发推谴责我。几个月后，一个大学演讲邀请取消了，因为校方告诉我的演讲经纪人，说我可能是一名反犹分子。

在有关波兰的纳粹大屠杀记忆之战中，以色列与波兰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2018年，内塔尼亚胡和波兰总理马特乌斯·莫拉维耶茨基（Mateusz Morawiecki）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旨在将纳粹及其不同民族的合作者犯下的暴行归咎于波兰或波兰民族整体的行动”。

这一声明错误地声称：“由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波兰地下国，建立了一个为犹太人提供系统性帮助和支持的机制。”（译注：波兰地下国，Poland underground state，指二战中纳粹占领波兰期间，忠于波兰流亡政府的地下抵抗组织的统称：其中既包括军事抵抗组织，也包括民事组织。）

内塔尼亚胡正在与中欧国家不开明的政府（比如波兰和匈牙利）建立联盟，部分是为了阻止欧盟形成反对（译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的共识。为此，他愿意就纳粹大屠杀撒谎。

每年，数以万计的以色列青少年在高中毕业前赴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参观（尽管去年的参观旅行因安全问题，以及波兰政府日益坚持要把波兰人对纳粹大屠杀的参与从历史上抹去，而被取消）。

这是一次强大的身份认同之旅，就发生在以色列年轻人参军前的一两年。以色列反占领倡议团体“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的一位创始人诺姆·查尤特（Noam Chayut），关于90年代末自己的高中旅行，他写道：

“此刻，在波兰，作为一名还在读高中的青少年，我开始体会到归属感、自爱、力量和自豪，以及对贡献、活下去和变强的渴望，我渴望自己强到没有人胆敢尝试伤害我。”

查尤特带着这种感受到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他被派驻到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一天，他正在张贴房产没收通知，一些孩子在附近玩。查尤特对（其中）一个小女孩笑了笑。他当时觉得这个微笑亲切而不具有威胁性。其余的孩子四散跑开，但那个女孩愣在那、极度恐惧，最终她也转身跑开。

后来，当查尤特出版了一本书，讲述这次遭遇促成的转变时，他写道，他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女孩，“毕竟，还有一个被铐在吉普车里的孩子；还有一个女孩，我们深夜闯入她家，抓走了她的妈妈和姨妈。还有很多孩子，几百个孩子，当我们翻找他们的房间和东西时，他们尖叫和哭泣着。

“有一个来自杰宁（译注：Jenin，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市）的孩子，我们用炸药炸他家的墙，在他头上仅几厘米的地方炸出一个洞。奇迹般地，他没有受伤，但我敢肯定，他的听力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损伤。”

但那天，从那个女孩的眼睛里，查尤特看到了毁灭性的恶的倒影。他曾长期被灌输：这种邪恶存在，但只存在于1933年至1945年之间，而且只存在于纳粹统治的地方。查尤特将他的书命名为《偷走我的纳粹大屠杀的女孩》。

5

我从波兰边境乘火车前往基辅。1941年9月，在短短36个小时内，近3.4万名犹太人在基辅市郊的巨大峡谷娘子谷（Babyn Yar）遭枪杀。战争结束前，又有数万人死在那里。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子弹大屠杀”。（译注：the Holocaust by bullets，指纳粹德国及其盟友和合作者在从苏联夺取的领土上，对犹太人进行的大规模枪杀。在这些大规模枪杀行动和相关屠杀事件中，遭到杀害的犹太人多达200万。）

发生这些屠杀的许多国家（如波罗的海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在二战后又被苏联重新殖民。异见人士和犹太文化活动家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保存对这些悲剧的记忆，收集口述证词和姓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亲自打扫和保护屠杀发生的现场。

苏联解体后，纪念（纳粹大屠杀）的工程与加入欧盟的努力相随。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2005年出版的《战后欧洲史》一书中写道：“承认纳粹大屠杀是我们通往当代欧洲的入门券。”

例如，2002年，就在拉脱维亚加入欧盟的两年前，一座纪念碑在里加（译注：Riga，拉脱维亚首都）郊外的伦布拉森林（Rumbula forest，1941年，约有2.5万名犹太人在此遇害）揭幕。

而在乌克兰2014年革命之后，这个国家走上了雄心勃勃地朝着欧盟前进的道路，纪念娘子谷大屠杀的重大努力也在这时形成了。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有多个较小的建筑已经完工，一个更大的博物馆群的宏伟计划也已就绪。随着俄罗斯的入侵，施工暂停了。全面战争开始一周后，一枚俄罗斯导弹直接落在了纪念馆建筑群旁，造成至少四人死亡。自那时起，与该项目有关的一些人重新组成了一个战争罪行调查小组。

为赢得以色列对乌克兰的支持，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

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发起了一场郑重其事的政治活动。2022年3月，他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演讲。他没有强调自己的犹太血统，而是重点讲了犹太人和乌克兰人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他明确地将普京政权与纳粹党进行了比较。他甚至声称，八十年前乌克兰人救过犹太人。（和波兰的情况一样，任何声称这种援助广泛存在的主张都是错误的。）

但这一在波兰的右翼政府那里奏效的策略，并未给亲欧的乌克兰总统带来好处。以色列没有向乌克兰提供它在对俄战争中乞求的帮助，即使俄罗斯公开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译注：真主党，Hezbollah，黎巴嫩的伊斯兰政治和军事组织，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成立，其主要目标包括消灭以色列，和把西方势力逐出黎巴嫩。该组织受到伊朗资助。）

在10月7日袭击前后，我在乌克兰可能听到最多的一个短语仍是“我们得和以色列一样”。政客、记者、知识分子和普通的乌克兰人，都认同以色列讲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一个微小而有力的民主之岛，坚定地抵御着包围它的敌人。

一些乌克兰左翼知识分子提出，乌克兰正在与一个占领国进行一场反殖民战争，它应该在巴勒斯坦身上看到自己的镜像，而不是在以色列身上。这些声音很少，通常来自正在或曾经在国外学习的乌克兰年轻人。哈马斯袭击后，泽连斯基希望赶赴以色列，以示以色列和乌克兰之间的支持和团结。以色列当局似乎另有打算——这次访问没有成行。

乌克兰一直试图让以色列承认俄罗斯的入侵类似于纳粹德国种族灭绝式的侵略，但未获成功，而莫斯科却围绕着将泽连斯基政府、乌克兰军队和乌克兰人民描绘成纳粹分子而建立了一个宣传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俄罗斯历史神话的核心事件。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期间，随着最后一批战争亲历者的离世，纪念活动变成了歌颂俄罗斯受害者身份的狂欢。苏联在那场战争中至少失去了2700万人，其中乌克兰人尤其多。

自1945年以来，苏联和俄罗斯几乎一直在打仗，但“战争”依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义词，“敌人”则完全可以和“法西斯”或“纳粹”互换使用。这使得普京在宣布新的一场战争时，非常容易把乌克兰人打扮成纳粹的样子。

内塔尼亚胡将哈马斯在音乐节上的谋杀比作“子弹大屠杀”。这种比较被包括拜登总统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所引用和传播。它有助于强化以色列为对加沙居民实施集体惩罚找的理由。

类似地，当普京提到“纳粹”或“法西斯”时，他的意思是，乌克兰政府是如此危险，以至于俄罗斯有理由对乌克兰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和围困，并杀害乌克兰平民。

当然，这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俄罗斯声称乌克兰先攻击了它，还把乌克兰政府描绘成法西斯，这些主张都是错误的；而哈马斯则是一个蛮横的力量，它攻击了以色列，并犯下了我们还无法完全理解的暴行。但是，如果这样的讨论是给杀害儿童找理由，上述差异还重要吗？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头几周，俄罗斯军队占领了基辅西郊。当时，基辅第二次世界大战博物馆馆长尤里·萨夫丘克（Yurii Savchuk）就住在博物馆里，正重新思考核心展品。

乌克兰军队将俄军赶出基辅地区后的一天，他会见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尼（Valerii Zaluzhny），并获得了开始收集文物的许可。萨夫丘克和他的工作人员前往布查（Bucha）、伊尔平（Irpin）和其他刚刚被“解除占领”（乌克兰人现在常常这么说）的城镇，采访那些尚未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们。

“那是在挖掘和重新安葬之前。我们看到了战争的真实面目，以及所有的情绪。恐惧、恐怖弥漫在这些地方的空气中，我们在一呼一吸间吸收着它。”萨夫丘克告诉我。

2022年5月，博物馆举办了名为“乌克兰–受难”的新展览。展览由展示萨夫丘克团队之前收集的俄罗斯士兵的靴子开始。

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颠倒：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和华盛顿特区的纳粹大屠杀博物馆，都展出了几百或几千双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鞋子。它们表达着损失的规模，尽管只能体现其中的一小部分。

基辅的展览，则展示着恐怖的规模。这些靴子按照五角星的图案摆放在博物馆的地板上。五角星是红军的标志，在乌克兰已经变得和纳粹万字符一样邪恶。

今年9月，在曾经的胜利广场上，基辅拆除了一座二战纪念碑上的五角星。他们给广场改了名，是因为“胜利”这个词让人联想起俄罗斯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庆祝。俄罗斯今天仍这样称呼这场战争。这座城市还将纪念碑上的日期从“1941-1945”——苏德战争的时间——改为“1939-1945”。一个纪念碑一个纪念碑地修正记忆。

6

1954年，以色列法院审理了一起诽谤案，涉案人是一位名叫伊斯雷尔·卡斯特纳（Israel Kastner）的匈牙利犹太人。十年前，德国占领着匈牙利，并姗姗来迟地要匆忙实施对当地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为犹太社区领袖，卡斯特纳与阿道夫·艾希曼（译注：Adolf Eichmann，纳粹德国前纳粹党卫军中校，二战针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和组织者之一，并且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本人进行了谈判。

卡斯特纳提议用一万辆卡车买下匈牙利犹太人的性命。这一计划失败后，他又通过谈判，用包租的火车将1685人运往瑞士，从而保住了他们的性命。数十万其他匈牙利犹太人被装上火车，送往死亡集中营。

一名匈牙利犹太幸存者公开指责卡斯特纳与德国人合作。卡斯特纳以诽谤罪提起诉讼，实际上却发现受审的是他自己。法官的结论是，卡斯特纳“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指控卡斯特纳与纳粹合作的依据是，他没有告诉人们，他们将走向死亡。指控他的人声称，如果卡斯特纳向被驱逐者发出警告，他们就会反抗，而不是像待宰羔羊一样地去到死亡集中营。

这次审判被解读为一场话语对峙的开端，在这场对峙中，以色列右派主张采取先发制人的暴力行动，并认为左派是故意毫无防备的。而审判发生前，卡斯特纳是一名左翼政治家，指控他的人则是一名右翼活动家。

七年后，主持卡斯特纳诽谤案审判的法官和另两位同事一起审判了阿道夫·艾希曼，这位魔鬼本尊。控方辩称，艾希曼只代表了犹太人面临的永恒威胁的一个版本。审判有助于巩固这样一种说法，即为了防止被消灭，犹太人应准备好先发制人地使用暴力。

报道这场审判的阿伦特并不接受这一说法。或许正是她那句“平庸之恶”的表述，引出了最初的对一名犹太人平凡化纳粹大屠杀的指控。她并没有。只是，她并不认为艾希曼是魔鬼，认为魔鬼可能并不存在。她的推论是，根本之恶并不存在。即便是极端的恶，也总是普通的，如她之后所说，是“生于恶劣环境之中”的，是“彻底浅薄”的。

阿伦特也反对控方关于犹太人是一个，用她的话来说是“从法老一直延伸到到哈曼的历史原理——一个超自然原理的受害者”的故事（译注：此处可能指，在希伯来圣经中，埃及法老对犹太人进行了奴役，波斯帝国大臣哈曼也阴谋灭绝犹太人）。

这个根植于圣经中关于亚玛力人的传说的故事认为，每一代犹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亚玛力人。亚玛力人是内盖夫沙漠的一个民族，曾多次与古以色列人作战。（译注：在希伯来圣经中，亚玛力人被描述为一个坚定迫害以色列人的民族，因此亚玛力人又被认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

我是在十几岁的时候知道这个故事的，那是在我上的第一堂妥拉课上（译注：Torah，犹太教核心，其字面意思为指引，它指导犹太教徒的生活方式，因此，所有的犹太教律法与教导，通通都可以被涵盖到妥拉中）。

教这堂课的是一位拉比，他将罗马郊区的孩子们聚在一起。这个区域住着来自苏联的犹太难民，他们在此居住，同时等待着获准进入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文件。

在这个故事中，正如检察官在艾希曼审判中所说的那样，纳粹大屠杀是一个注定要发生的事件，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只属于犹太历史。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犹太人总是有理由害怕被消灭。事实上，只有当他们表现得好像灭绝迫在眉睫时，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当我第一次知道亚玛力的传说时，我觉得它完全合理。它描述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它帮助我将我自己被戏弄和殴打的经历，与曾祖母对在公众场合使用常见意第绪语有危险的告诫，以及我祖父、曾祖父和其他许多亲戚在我出生前被杀害这样的难以解释的不公正联系起来。那时的我14岁，很孤独。我认识到我自己和我的家人都是受害者，而亚玛力人的传说给我的受害者意识注入了意义和集体感。

在哈马斯发动袭击之后，内塔尼亚胡一直挥舞着亚玛力人传说这一武器。内塔尼亚胡利用着这一传说的逻辑，即犹太人在历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并独享受害者名分。也正是这一逻辑，增强了德国打击反犹主义的官僚系统，强化了以色列和欧洲极右翼之间的有害联盟。

可是，没有哪个国家永远是受害者，也没有哪个国家永远是加害者。以色列要求享有不受惩罚的权利，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犹太人延续的受害者地位。同样，许多以色列的批评者试图为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辩解，认为这是对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的一种可预见的回应。与此相反，在以色列的支持者看来，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可能成为受害者，因为是哈马斯先袭击以色列的。为一个正当占据受害者地位的争斗永无休止。

在过去的17年里，加沙一直是一个人口密度极高、贫困不堪、被围墙包围的地方。在那里，只有一小部分人有权离开，哪怕只是离开很短一段时间。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隔都。不是威尼斯那种犹太人聚居区，也不是美国内城那种犹太人聚居区，而是那种纳粹德国占领下的东欧国家的犹太人隔都。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的两个月以来，所有加沙人都遭受了以色列军队几乎不间断的袭击。数千人失去了生命。在加沙，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个儿童被杀死。以色列的炸弹袭击了医院、产科病房和救护车。每十个加沙人中，就有八个现在无家可归，一次又一次迁移，永远无法到达安全的地方。

“露天监狱”这一表述，似乎是在2010年时由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他现在是英国外交大臣）创造的。许多记录加沙状况的人权组织都采用了这一描述。但是，正如被占领的欧洲的犹太人隔都一样，加沙也没有监狱看守。管制加沙的不是占领者，而是当地武装力量。

隔都这一更贴切的词大概会招致抨击，因为它将被围困的加沙人的困境与被隔离居住的犹太人的困境相提并论。它也会为我们提供语言，来描述正在加沙发生的事情。这个隔都现在正被清除。

纳粹曾声称，为了保护非犹太人免受犹太人传播的疾病侵袭，隔都是必要的。以色列声称，对加沙的隔离与在西岸建的隔离墙一样，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免遭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袭击。

纳粹的主张没有任何现实依据，而以色列的主张则源于真实和一再发生的暴力行为。这是本质区别。然而，这两种主张都提出，一个占领当局，可以选择以保护本国人民为名，隔离、剥削整个民族的人口，以及现在致命危及其性命。

将被迫离开家园的巴勒斯坦人与被迫离开家园的以色列人相对比的做法，从以色列建国初期就已存在，却只是被重重挥走。

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年，以色列报纸《Maariv》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在以色列军队占领坦图拉村（Tantura）后，巴勒斯坦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离开该村时的悲惨境遇：“老人虚弱得濒临死亡”，“一个男孩双腿瘫痪”，“另一个男孩双手被砍断”。

“一名妇女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扶着年迈的母亲。母亲跟不上脚步，她大喊大叫，求女儿放慢速度，但女儿不同意。最后，老太太倒在了路上，动弹不得。女儿揪着她的头发……生怕她赶不上。

“比这更糟糕的是，有人将这一场景与犹太母亲和祖母们在一帮杀人犯后面踉跄地跟不上路相比较。”记者在此打住。

“显然没有进行这种比较的余地。”他写道，“这种命运是他们自找的。”

1948年，犹太人拿起武器，索取由一项联合国决定给他们的土地。这项决定分割了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土地。在周围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巴勒斯坦人没有接受分治，也没有接受以色列宣布独立。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外约旦入侵了初始以色列国，开始了现在的以色列所称的独立战争。

数十万巴勒斯坦人逃离战火。而那些没有逃离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赶出了自己的村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能返回。

巴勒斯坦人将1948年铭记为Nakba，这个词是阿拉伯语的“灾难”，就如同Shoah是希伯来语中的“灾难”一样。这种比较是无法避免的，因此，许多以色列人断言，与犹太人不同，巴勒斯坦人的灾难是他们自找的。

我到达基辅的那天，有人递给我一本厚厚的书。这是乌克兰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学术研究著作。

班德拉是乌克兰的英雄：他曾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出现了数十座他的纪念碑。二战结束后，他流亡德国，领导游击队运动，1959年被克格勃特工毒死。班德拉同时也是一个坚定的法西斯分子，一个想要建立极权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

这些事实在该书中都有详细描述，该书已售出约1200册。（许多书店都拒绝销售这本书。）俄罗斯将乌克兰的班德拉崇拜，作为乌克兰是纳粹国家的证据，并乐此不疲地加以利用。而乌克兰人的回应大多是洗白班德拉的遗产。

人们总是很难理解：有人可能是敌人的敌人，但却并非良善势力。有人可能既是一个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反之亦然。

作者：玛莎·格森（Masha Gessen），TA于2014年开始为《纽约客》撰稿，并于2017年成为《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格森撰写了11本书，包括《专制下的生存》和《未来即历史：极权主义如何重新夺回俄罗斯》，该书于2017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TA曾为《纽约书评》和《泰晤士报》撰写关于俄罗斯、乌克兰、专制、L.G.B.T.权利、关于普京和特朗普等主题的文章。与此同时，TA还是一名科学记者，撰写有关艾滋病、医学遗传学和数学的文章。最出名的是，TA曾因拒绝派记者观察普京与西伯利亚鹤一起滑翔而被俄罗斯科普杂志《Vokrug sveta》解雇。TA是巴德学院的杰出驻校作家，也是古根海姆奖学金、安德鲁·卡内基奖学金、尼曼奖学金、约翰·钱斯勒奖、希钦斯奖和海外新闻俱乐部最佳评论奖的获得者。在莫斯科担任了二十多年的记者和编辑后，格森自2013年起一直居住在纽约。

译者：

Yaqi，媒体人，酷儿。关注国际政治、性别议题及其交叉性，也关注关注这些议题的方式。

消失的小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