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9、庄子与曹雪芹：两千年的守望

庄子、曹雪芹--两位世界级的文化巨匠，在面对颠倒众生的“心为物役”、人性“异化”的残酷现实之时，解除名缰利锁的心神自扰，从而以其熠熠的诗性光辉，托载着思想洞见、人生感悟、生命体验，以净化灵魂、澡雪精神、生发智慧、提振人心。

从公元前286年伟大的思想家兼文学家的庄子去世，到公元1715年伟大的文学家而兼思想家的曹雪芹诞生，中间整整相隔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时间长河的精神航道上，首尾两端，分别矗立着辉映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世界文明的两座摩天灯塔——两位世界级的文化巨匠。他们分别以其哲学名著《南华经》（《庄子》）和文学名著《红楼梦》，卓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辉映千秋万世。

曹雪芹生当所谓“康乾盛世”，距今不过二三百年，其活动范围也只有南京、北京两地，可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却少得出奇，以至于连本人的字、号、生卒年、有关行迹及住所、葬地都存在着争议，这倒和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十分相像。而且，从已知的有限记载中得知，他的身世、出处、阅历，特别是思想追求、精神境界，也和庄子有许多相似之处——

庄子为宋国没落贵族的后代，曹雪芹也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他的祖上是一个百年望族，属于大官僚地主家庭。十三岁之前，作为豪门公子，过着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生活；由于父亲被革职抄家，家道中落，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移居北京后，成为普通贫民，饱经沧桑巨变，备尝世态炎凉之酸苦。

他与庄子一样，天分极高，自幼都曾受到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饱读诗书，胸藏锦绣；又都做过短时期的下层职员：庄子为漆园吏，雪芹做内务府笔帖式。庄子凭借编织草鞋和渔钓以维持生活，雪芹则是靠着出售书画和扎绘风筝赚取收入。这样，他们便都有机会了解底层社会，包括一些拒不出仕的畸人、隐者。

曹雪芹厌恶八股文，绝意仕进，他和庄子一样，以极度的清醒，自甘清贫，逍遥于政治泥淖之外。乾隆年间，朝廷拟在紫光阁为功臣绘像，诏令地方大员物色画家。江南总督尹继善推荐雪芹充当供奉，兼任画手，不料雪芹却未予接受。拒绝的原因，他没有直说，想来大概是：当年庄子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的价值观，却楚王之聘，不做“牺牛”；我也不会在那“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的龙楼凤阁中，做个笔墨奴才，给那些乌七八糟的什么“功臣”画影图形，既无趣，又可怕。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诗句）庄子如果地下有知，当会掀髯笑慰：两千年的期待，终于又觅得一个知音。

曹雪芹一度在右翼宗学担任教职，得以结识清宗室的一些王孙公子，如敦敏、敦诚兄弟与福彭等。他们亲炙了雪芹的高尚品格与渊博学识，都从心眼里敬服他。尔后，雪芹移居北京西郊，过着著书、卖画、挥毫、唱和的隐居生活。其间，除了敦氏兄弟常相过从之外，还有一位张宜泉与雪芹意气相投。

二敦一张在题诗、赠诗、和诗中，真实地反映出雪芹贫寒困顿的隐逸生涯、超迈群伦的盖世才华和纵情不羁的自由心性。诗人“立象以尽意”，驱遣了“野浦”“野鹤”“野心”这三种颇能反映本质的意象：

“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敦敏在这首《访曹雪芹不值》的小诗中，形象地描绘了雪芹居处的落寞、清幽、萧索，可说是凄神寒骨。敦诚在《赠曹雪芹》诗中，亦有“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之句。先说生活条件艰苦，后讲繁华如梦，世态炎凉。

再说“野鹤”。敦敏写过一首七律，题为《芹圃曹君霑别来已一载余矣，偶过明君琳养石轩，隔院闻高谈声，疑是曹君，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因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首联与尾联云：“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此前一年多时间，雪芹曾有金陵访旧之行，现在归来，与敦敏相遇于友人明琳的养石轩中。诗中状写了别后聚首、把袂言欢的情景。“野鹤在鸡群”，其意若曰：雪芹品才出众，超凡独步，有如鹤立鸡群。大约就在这次聚会中，雅擅丹青的曹雪芹，乘着酒兴，画了突兀奇峭的石头，以寄托其胸中郁塞不平之气。敦敏当场以七绝题画：“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张宜泉诗中的“野心”之句。诗为七律《题芹溪居士》：“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核心在后四句。红学家蔡义江对此有详尽的解读：“羹调”句写，雪芹并不羡慕李白（青莲居士）那样受到皇帝的宠幸。“苑召”句，写曹雪芹善画，但他不忘阎立本的遗诫，因而不奉苑召。《旧唐书•阎立本传》载，唐太宗召阎立本画鸟，阎闻召奔走流汗，俯在池边挥笔作画，看看座客，觉得惭愧，回来即告诫儿子：“勿习此末技。”野心，谓不受封建礼法拘束的山野人之心。

综观曹雪芹的一生，以贫穷潦倒、维持最低标准的生存状态为代价，换取人格上的自由独立，保持自我的尊严；营造一种诗性的宽松、澹定的心态，祛除一切形器之累，从而获得一种超然物外的陶醉感与轻松感。

这一切，都与庄子相类似。

针对生民处于水火之境的艰难时世，鲁迅先生有言：“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曹雪芹和庄子都生活在社会危机严重、“艰于呼吸视听”的浊世，这样，他们两人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梦境，借以消解心中的块垒，寄托美好的愿望，展望理想的未来。

作为文人写梦的始祖，庄周托出一个虚幻、美妙的“蝴蝶梦”，将现实追求不到的自由，融入物我合一的理想梦境之中；雪芹乃织梦、述梦、写梦的集大成者，通过荣宁二府中的“浮生一梦”，把审美意识中的心理积淀，连同诗化情感、悲剧体验、泣血生涯和盘托出，在现实之上搭建起一个以女儿为中心的悲凄、净洁、华美的理想世界。有人统计，《红楼梦》中共写了三十二个梦，其中最典型的是宝玉梦入太虚幻境的警幻情悟，预示其看破红尘、人生如梦的觉解。

《庄子》与《红楼梦》这两部传世杰作，归根结蒂，都可说是作者的“谬悠说”“荒唐言”“辛酸泪”。清末小说家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说得好：“《庄子》为蒙叟之哭泣”，“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应是引用《庄子》中典故、成语、词句最多的一部作品，作者顺手拈来，触笔成妙。小说中众多人物都喜欢《庄子》，特别是宝玉、黛玉这两位主人公，对于这部哲学经典，已经烂熟于心，能够随口道出，恰当地用来表述一己的人生境界、处世态度、思想观念、生活情趣。

庄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争取和捍卫人的自由的思想家。而雪芹则是把自由的思想意志当作终身信条，并通过典型人物宝玉来集中阐扬这一精神意旨。宝玉坚决反对“仕途经济”“八股科举”“程朱理学”，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放纵不羁,自由任性，这样的个性特征，显然带有庄子思想的影子。

《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及其解注，还有那句“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的警语和“太虚幻境”中“真假”“有无”的对联，骨子里所反映的“万物齐一”，一切都具有相对性与流变性的观念，自然都和庄子的齐物论有一定的关联。

曹雪芹接受庄子的影响，接受的是“一种理想人格的标本”，在吸收与接纳、递嬗与传承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其个性化特征。比如在思想观念方面，迥异于庄子，曹雪芹的佛禅情结、色空观念、悲剧意识广泛地浸染于作品之中，“家亡人散各奔腾”，“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表述。其成因是复杂的，大抵同曹雪芹所遭遇的残酷的社会环境、天崩地坼般的家庭遽变，以及本人的文化背景、信仰信念，有着直接关系。即此，也充分反映了天才人物的独创性与特殊性，他们是不可能“如法炮制”的，只能有一，不能有二。

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慨乎其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庄子也好，曹雪芹也好，他们“游心于恬淡、超然之境”，在面对颠倒众生的“心为物役”、人性“异化”的残酷现实之时，解除名缰利锁的心神自扰，从而以其熠熠的诗性光辉，托载着思想洞见、人生感悟、生命体验，以净化灵魂、澡雪精神、生发智慧、提振人心。

在浩瀚无垠的文化星空中，他们是一对双子星座，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相互守望，散发着恒久的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