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也是一种技术。之所以被创造，就是为了克服生而为人的各种疑惑和痛苦。
从荷马、莎士比亚到曹雪芹等我们所敬仰的作家，每一位都取得了独特的技术突破，完成了伟大的文学发明。无论是《诗经》《哈姆雷特》，还是《权力的游戏》《我的天才女友》，重要的文学发明在经典文学乃至影视、漫画、游戏中长盛不衰。
现代神经科学已经证明，这些发明可以减轻悲伤、孤独、焦虑、悲观，同时激发创造力、勇气、爱和同情心。
本书审视了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当代最重要的25项文学发明，展示了历代作家是如何完成技术上的突破，从而提振了人类的心灵和思想。
>>内文选读
山林掩映下，一个书生在摇摇晃晃的榆木书桌前羞愧地低下头。
这个书生是年轻的曹雪芹。日后，他将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但在那个18世纪的午后，关于自己的未来，垂头丧气的曹雪芹唯一担心的就是科举未中的可怕结果。
那天早上，他的父亲刚刚教诲他：“唯有高中，你才能身着绫罗绸缎，在皇宫面见圣上。”
他的叔父则温柔地鼓励他：“考取功名，就能当一个巡盐御史，一辈子衣食无忧。”
可假如曹雪芹没能考取功名，那该怎么办？他将永远一事无成，一辈子困在北京西郊这片破败的荒地。
想到这里，曹雪芹只觉得腹中缩成一团。他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学》《中庸》《论语》这些书本上，它们包含了孔子的古老训诫。孔子活跃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也就是春秋时代末期，他曾指导王公贵族，提出了诸多道德概念，如“智”“忠”“耻”。
过了多少个世纪，到了曹雪芹生活的时代，这些道德概念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数百万学子虔敬地背诵着“智”“忠”“耻”的教诲，然后跻身政府官员之列，主管赋税、盐务等工作。而可怜的曹雪芹深知自己永远不会加入这一备受敬重的集团。他无法记起哪怕一句孔子的教诲，他的科考结果一塌糊涂。
科考失利的曹雪芹令家人既震惊又不悦。倒不是曹家人认为科举是容易的，他们知道赶考的举子连日被关在一个专人把守的小隔间，身边只有一个水壶、一把夜壶、一张草席，多数赶考者会名落孙山，个别人甚至会死在里面，尸首也只是用草席胡乱一裹，放到考场外的墙脚下。虽然科举考试有着这些恶名，曹雪芹的父亲和叔父还是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他们刻苦地将孔子的教导烂熟于心，在政府中获得了显赫的地位。
最终，曹雪芹的父亲和叔父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堕入眼下的潦倒窘境。但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曹家一定会东山再起。毕竟他们一直长于考取功名。因此，早在曹雪芹年幼时，他们就教导他熟读孔子的典籍。曹雪芹聪敏过人、勤学好问，他们认定他会让家族重获昔日的荣耀。
但事实并非如此。不管曹雪芹怎样死记硬背，他的一切努力付出唯让他记住了“耻”。孔子曾在鲁国的竹简上写下“有耻且格”。孔子的追随者孟子也极力推崇这一观点，他认为羞恶之心是“四端”之一，“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这些教导在两千多年后曹雪芹生活的时代仍广为流传。当时的皇帝时常派遣官员训诫百姓：永远以自己的错误为耻，向朝廷看齐，那才是正途。
皇帝根本不用担心曹雪芹会忘记。单就“耻”而言，曹雪芹绝对是孔子的忠实拥护者。他为考试失利而耻，为母亲的失望而耻，为家人陷入的困境而耻。然而不幸的是，曹雪芹的羞恶之心并没有像孟子教导的那样使他生出人性的“四端”，只是让他深感自己百无一用。在这种沉重的压力下，可怜的曹雪芹最终放弃了自己。他合上孔子的书，丢下那张晃动的榆木桌子，遁入书房最阴暗的角落，等待着被湮灭、被吞噬。
然而在这个角落里，曹雪芹有了意外发现，那是一卷泛黄褪色的古书。半个世纪以来，它就躺在那里，不为任何人留意。1670年，康熙皇帝颁布圣谕，要求中华子民尊崇真正的儒家学说，废黜伪道异端，这卷古书也因之被弃置。此时的曹雪芹不顾圣谕，他打开了尘封已久的书页，随即看到……
古书重见天日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读完这些遭禁的文字，曹雪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感受：彻头彻尾的羞恶。他又一次违抗了朝廷的旨意，读了那些不该读的东西。
但随后，出乎曹雪芹的意料，他不再感到羞耻。他产生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感受，他心中的羞恶与苦闷减轻了。不知从何时起，他发觉自己哪怕当不了一个完美的书生，也可以是自在的。
是浑沌的故事影响了他吗？是浑沌的故事移除了曹雪芹心中的羞恶之心吗？为了搞清楚，好奇的曹雪芹把这些书卷搬到他摇摇晃晃的书桌上。他怀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如饥似渴地钻研起这个被遗弃的故事，直到他瞥见一个潜藏的发明。
浑沌的范式
浑沌由神秘的先哲庄子发明。世人认为他生活在孔子之后大约一百年的战国时代，当时七个大国（还有几十个小诸侯国）争夺着今天中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混战频仍，暴乱不断。战士们操弄着铁枪铜戟相互残杀，死亡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白起这位残酷的将军甚至号称歼敌百万。直到白起效力的秦国征服列国，这场大厮杀才得以平息。至此，一统四海的秦王开始自称“皇帝”。
孔子的追随者谴责这一时期的暴力。秦始皇认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律法和武力来作为道德的支撑。与他的思想相反，孔子主张中华子民本性良善，只要统治者行为仁爱，子民自然恭敬顺从。孔子和各国国君的想法相去甚远，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便下令活埋了数百名儒生。
尽管如此，孔子的思想中仍有一些符合君主的认识，他们也相信应有一套统一的法则统治华夏。孔子把这个法则称为“道”，即“宇宙运行的方式”。顺应这个方式，我们就能在亘古不变的正义、诚信和仁爱的法则中长存；违背这个方式，随之生成的羞耻之心就会敦促我们返回高尚的道路。
庄子深知孔子有关宇宙法则的思想。他还知道，孔子认为羞耻是一种当头棒喝，驱使我们远离违抗传统的危险道路。然而庄子无法说服自己同意孔子的观点。在他看来，羞耻感这种心灵的责罚，像统治者的铁律一样是违反自然的。于是，庄子离开课堂，离开战场，漫无目的地游历于山间的莲花和淅沥的梅雨中。直到一个温暖的午后，悠闲的庄子看见池塘里游弋的锦鲤和天空中飞过的麻雀，仿佛突然受到神启，他恍然大悟：锦鲤和麻雀是不一样的！锦鲤和麻雀各有其生存之道，它们的“道”并不适于彼此。若锦鲤试图以麻雀的道生存，它们不会飞向高空；若麻雀试图以锦鲤的道生存，它们会淹死在水中。
“因此，世间本不止一种生存之道，”庄子想着，“而是有千千万万种道，每种生物都有其独有的道。”
受到刺激后的庄子决定把这个发现与世界分享：“我也该编写智慧的著作，教导几十个弟子，远播我的见识，给人们带去智慧……”
不过，庄子突然意识到他绝不能那么做。如果他拿自己的思考方式教导他人，那他就和自己悟出的道理自相矛盾，就重新踏上了孔子和纷乱战国的错误老路。
庄子坐在池边思忖着。他怎么才能帮助人们找到属于自己的道呢？他如何才能赋予他们引导自我的能力呢？他既要传道授业，又不能传道授业。这是个悖论……
接着，庄子灵机一动，他想：我不会传道授业，我将不传不授，我将摒弃孔子的方式，放飞人们的思想，让他们回归本心。
为了完成这种教育的颠覆，庄子回到孔子之前，一路回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黄河河谷。在那里，商朝的占卜师在龟甲上刻上一对符号，即“阴”和“阳”。“阴”代表“夜晚”，“阳”代表“阳光”，它们一起代表自然界宏大的二元对立。正如黑夜相对白昼，自然界的每件事物都有其对立面：炎夏对寒冬，光滑对粗糙，清醒对做梦。
孔子的追随者在解释这些概念时，给每一对都分出了高下：炎夏好过寒冬，光滑好过粗糙。而庄子要改变这种做法。他认为阴和阳没有优劣之分，夏天对瓢虫来说是好的，冬天对猞猁来说是好的；一棵光滑的梧桐树是好的，一棵粗糙的榆树也是好的。一旦人们掌握了这种二重性，孔子构建的单一性便会瓦解，分解成无数种独立的“道”。
但庄子又犹豫了，他意识到自己又困在教导别人的老路上了。如果他真想破除世界的单一性，他就不该四处宣讲阴和阳。他唯一的可行之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传授那些“非阴”和“非阳”。
构思这些颠覆性的学理令庄子颇为头疼，他觉得自己陷入了哲学的空谈。他应该停下这些劳神的思考，回归自己的本真之道。于是，庄子清空思绪，沉浸本心，提笔写作。
庄子的创作
庄子提笔写就了“浑沌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传授阴与阳，它不教导任何规则。通读下来，我们心中充满对浑沌的惨死的惶恐，我们会觉得浑沌不应因为和南北大帝的不同而死。
于是，恰如庄子没有计划的计划，这个故事讲了“非阴”和“非阳”，它瓦解了我们对单一之道的绝对信仰。
写完浑沌的故事后，庄子没有就此停下，他还在一个劲儿地创作着。为什么？庄子自己都不知道，他只是跟随本性，不做多想。但只要细细思索，我们就能看到故事里那股神经力量是有潜在代价的：我们为两位大帝而惊恐，甚至会谴责他们。我们不仅认为浑沌应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同时还觉得两位大帝是坏人。假如这样想，我们就又回到了老路上，堕入了单一的思维模式，相信一些“道”是好的，而另一些“道”是坏的。
于是，庄子又写了以下故事，来平衡浑沌的故事：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这就是“庄生梦蝶”的故事。与浑沌的故事不同，它不包含任何可以视作恶人的角色。相反，它把我们带入两种不同的生命体验。我们是梦到蝴蝶的庄子，又是梦到庄子的蝴蝶。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怡然自得。我们由此物变成彼物，但其间并无损益。好比从夏日的瓢虫变成冬日的猞猁，我们可以享受生命的两面。
至此，如果你还在苦苦思索庄子讲的故事，你可能已经开始想：既然“庄生梦蝶”更为完满地连接了两种生命体验，那么庄子为什么不抹去浑沌的故事呢？问得好，我亲爱的瓢虫。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庄生梦蝶”或许比浑沌的故事更完满地连接了阴阳，但这并不意味它比浑沌的故事更加优秀。每个故事都有它自己的“道”：
浑沌的故事的神经作用更为精确有力，它强力拆毁了我们对单一性的信仰。
“庄生梦蝶”的神经作用更为宽泛柔和，它让我们的心门向二重性敞开。
如果庄子只写了“庄生梦蝶”，其力量还不足以打破单一性的桎梏；如果他只写了浑沌的故事，其开放也不足以体现二重性的意义。因此，庄子写了两个故事，让我们的思想跨越光滑与粗糙、炎夏与寒冬。
通过这些阴和阳的故事，庄子还给予我们大脑一些别的馈赠：青年曹雪芹在古书里找到的自我接受的神经体验。
自我接受及其神经科学原理
正如青年曹雪芹所发现的，对自我的接受受困于羞耻之心。
羞耻是我们的“道德”情感，其他重要的道德情感还有内疚和自豪。这些情感并非真正的道德，它们不源于普遍的是非，而只是我们大脑的想法，且像人类个体一样千差万别。但现代心理学家仍然把羞耻、内疚、自豪等和道德关联起来，因为这些情感加强了我们所处社会的道德准则。羞耻和内疚阻止我们犯下社会认定的恶行，而自豪鼓励我们实践社会认定的善事。
自豪通常会受到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谴责。长久以来，集体自豪感都在助长诸如性别歧视、流氓习气、民族主义等破坏性倾向。但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人性格中的自豪感——不论是奇异的想法，还是独特的癖好，抑或是古怪的技能——都能改善我们的情绪、增强我们的毅力，甚至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可靠的朋友。自豪感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存之道抱有平静的自信，让我们不至于把不同的“道”视作危险，鼓励我们珍视别人的不同之处。
两相比较，羞耻却总是对健康不利的。它削弱我们的自尊心，导致焦虑、抑郁、药物滥用等问题，甚至对人际关系造成破坏。这些问题都根源于羞耻这种恶劣的神经机制，它对我们的伤害比内疚还要深重。内疚只是让我们对自己的外在行为感到不安，而羞耻则让我们对自己的内在天性感到痛苦。因此，羞耻并不能激起有益的悔过之心，帮助我们改正撒谎和欺骗等错误行为。相反，它刺痛我们，让我们憎恶自己的本性：“我太丑了。我太蠢了。我真是一无是处。”
因此，如果我们非要对自己有不好的感受，内疚要比羞耻更健康一些。我们自身的生理因素似乎也认可这一点。内疚似乎是更近期在大脑中进化而来的，使羞耻退化成某种像扁桃体或智齿一样的残留“器官”。尽管羞耻无法像这些残留器官一样通过手术移除，它带来的负面作用却是可以降低的，只要我们精准打击其神经来源，即我们内心的文化规范。
文化规范存在于额内侧回等负责记录的大脑区域。它的存在根深蒂固，无法完全清除，一些起码的文化规范也是大脑的需要。尽管如此，我们仍可扩充内心的文化规范来减轻羞耻，即增强大脑对社会可接受行为的感知。要增强这种感知，一个简单又保险的方法就是善待那些和我们举止不同的人。我们的同伴及其背后的文化规范越多样，我们的大脑就会越自在。
在减轻羞耻这一点上，“庄生梦蝶”拥有同样的疗效。在由庄子化为蝴蝶的过程中，我们从一种“道”转向了另一种“道”，内心的规范随之扩充，自我指责也相应减少。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减轻了青年曹雪芹背负的羞耻。
然而，就算这种方式治愈了青年曹雪芹，它的疗效仍然受限于大脑的运作原理。阅读一则简短的化蝶故事，并不能直接把我们的大脑从不健康的羞耻中解救出来。我们的额内侧回要对文化规范进行数小时沉浸式吸收。因此，要想真正接受自我，我们需要在整个文学体系中“化蝶”一阵子。为了帮助人们获得这种广阔的文学体验，庄子又写了几十篇类似的故事，组成被后世称为《庄子》的长长书卷。然而直到十几个世纪后，这种化蝶技术才在另一项文学发明里取得长足发展。曹雪芹后来在书房的另一处幽暗角落里寻到了这项发明。
在被曹雪芹发现时，没人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项奇特的发明。它不是诗歌、不是戏剧，不是当时的文人赞颂的任何一种文艺形式。曹雪芹去世后，这项发明才收获了一个直白但恰好体现了其新颖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