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5日，全球化智库（CCG）与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国际青年领袖对话（GYLD）”项目共同举办“中美青年人文交流”主题对话。本次活动特邀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主席、“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顾问、昆山杜克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博士与CCG理事长王辉耀进行交流。在问答环节，国际青年代表、中外记者分别围绕美方如何回应五年五万人倡议、中国赴美留学生受到签证及专业选择限制等话题与嘉宾进行互动。
CCG理事长王辉耀：接下来我们将进入问答环节。首先让我们邀请来自彭博社的记者，也许您有一些问题或评论。
彭博社记者 科勒姆·墨菲（Colum Murphy）：非常感谢。我是来自彭博社的记者科勒姆·墨菲。请问你们是否能为我介绍一下“5年5万人”愿景产生的背景？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是想知道，这个计划是否是单方面制定的？中国在宣布之前是否与美国方面进行过沟通？当你们说在美国没有相应的协调机构时，请问中国是否曾向美国政府提出过请求？如果有的话，他们的答复是什么？
因为我认为，如果一项计划是单方面制定的，而人们没有立即参与其中，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充分纳入进制定过程中。因此，我非常希望了解这个计划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个计划在旧金山会议上被提出是否让人们感到意外？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旅行建议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担忧。如果我们不了解人们为何对来华旅行感到犹豫，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将会比较困难。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想了解“5年5万人”愿景产生的背景。
燕京学者、GYLD成员库恩·斯梅茨（Koen Smeets）：你好，我叫库恩·斯梅茨，是一名燕京学者，也是中美交流基金会（CUSEF)学者，同时还是GYLD成员。我在中美关系领域从事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作为学者，我致力于保存口述历史，主要研究1978年中美关系是如何重建，以及当前中美关系的动态。我曾采访过当年参与相关事务的人士、第一批学生和现任领导者，包括昆山杜克大学的师生及其他许多大学的人员。
在实践方面，我在多个智库工作过。我参与了北大和清华的各种学生组织，比如中美民间交流的学生组织。我还将去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计划访问70到100所中美合资大学、小型分校和研究中心。
我的问题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我非常希望您能详细阐述您对当前这些中美教育合作中心的看法，包括现有的大约100个或70个我个人认定的实体中心。您对那些有意对这些中心进行研究的人有何建议？您认为可以开展哪些类型的研究？因为您在发言中提到应该对这些中心进行更多的研究。
其次，我注意到许多美国学生有这样一种担忧，他们担心在中国的工作和学习经历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在美国的职业发展。我曾与一些高级美国官员进行过交流，他们通常表示这并非主要问题，学生们可以继续参与相关活动。然而，我发现尽管在中国只有少量的美国学生（我听说的最新数字是大约880人），他们的事务参与度也较为有限。我非常希望了解您对此的看法，以及您认为他们可以参与哪些活动？谢谢。
世界观新闻记者李翔：我有两个问题。我身边有一些年轻的记者朋友和留学生在美国遭遇过骚扰。比如，他们曾在进入美国时遇到困难，或者在签证问题上受到过限制。
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基于你们的经验，美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在中美青年交流方面的诚意有多大?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为总统，这是否会成为中美青年交流的障碍？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主席、“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顾问、昆山杜克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要知道，像去年11月举行的中美旧金山峰会这样的大型会晤，通常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不会有太多意外情况发生。可以想象，该会面因为其敏感性也遵循了这一原则。所以当拜登总统坐在那里，习近平主席转向他并说“我想提出这个提议”时，我认为拜登总统并不会感到惊讶。显然，他们早已预见到这一点。
根据我的理解，拜登总统那时的回应是礼貌性的感谢，基本上是表示我们将观察这一提议如何展开，因为在这种会议中，通常不会涉及太多具体细节。我不认为习近平主席会说类似“联系王先生，他会告诉你具体操作方式”的话。因此，我认为，宣布的内容是既定的，而具体细节则有待双方进一步商讨。
CCG理事长王辉耀：我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补充。这实际上是中方对美方呼吁的一种回应。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曾多次提到，疫情期间在中国的美国学生只有350多人，我认为现在应该有了一两千人，但是还是太少，这实际上传达出一个信息：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更多的美国学生来华？
此外，在新冠疫情之后，国际访华人数有所减少。因此，为了真正表达善意，中国最高领导层表达了欢迎外国人，尤其是美国年轻人的意愿。这些都是积极的姿态，应该得到美国方面的欢迎。
正如丹尼斯提到的，在峰会上，所有议程背后都涉及大量的沟通和交流。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宣布了这样的提议，那么这意味着中方知道这将受到美国方面的欢迎，并且中方也知道这是对美国的一种回应。这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单方面提议。我相信，这一提议的提出是经过了充分酝酿的。
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主席、“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顾问、昆山杜克大学前常务副校长丹尼斯·西蒙：而且，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制度，你会发现，一旦习近平主席的提议公开，据我了解，中国的大学很快就会开始动员。因为在中国，如果最高领导者提出某项计划，大家通常会迅速响应，纷纷表示要积极参与，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展现良好的形象，并支持领导。此外，我认为总体而言，中国的大学仍然对与美国的关系持积极态度，尽管他们知道在签证等问题上存在困难。
因此，正如辉耀提到的，国际教育协会（IIE）每年都会公布有关国际教育交流情况的数据，例如在华美国学生人数和在美中国学生人数。由于新冠疫情等因素，参加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会议、国际教育管理者协会（AIEA）会议和国际教育协会会议的中国教授和行政人员都了解这一数据，并且他们已经意识到美国来华留学生数量锐减是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我认为中方的回应是真诚的，因为每个人都对未来感到担忧。我曾在多个场合谈到，如果美国缺乏中国问题专家，我们的未来将会如何。而我的中国同行们也表示，丹尼斯，虽然你看起来还很年轻，但实际上你在逐渐变老。我们想知道谁会成为下一个丹尼斯·西蒙？谁将接替你们这一代人？
因此，我们需要确保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心是能真正激发学生热情和兴趣的关键地点，这些中心应当对派遣学生到中国保持积极和热情的态度。众所周知，在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后，很多美国大学确实将一些项目转移到了台湾地区或其他地方。但我认为，现在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可以“两条腿走路”。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于1976年到1977年在台湾学习中文。之所以选择台湾，是因为当时没有美国学生前往中国大陆。因此，像我这一代人都在台湾学习中文。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双边交流协议签署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首次派遣美国学生来华。这开启了来华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的进程，并形成了一个持续35年的卓有成效的互利关系。
这种互利关系为什么突然之间恶化了呢？主要是因为国家安全视角的介入。我曾参与过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孔子学院的研究。尽管孔子学院在推广中文学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美国许多孔子学院已经关闭。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表明，他们在任何公开文献中都未发现孔子学院是间谍活动据点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然而，许多孔子学院已经关闭，这扇大门一旦关闭，就再也无法重新开放。即使是一些小学、中学和高中学生学习中文的社区，也受到严重影响。我知道美国有些年轻学生会用中文学习数学和科学课程。试想一下，这些机会现在都消失了，因为地方社区无法负担中文教师的开支，甚至连西班牙语教师的费用也难以承受，更不用说中文教师了。
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及以后时代的一部分，我们将需要一批能够与中国同行密切合作的人才。这些合资大学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得这种合作能够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规模上实现。昆山杜克大学最多只有2000名本科生，上海纽约大学的情况与其类似。相比之下，去年中国有1150万本科生毕业。因此，这些合资大学的规模相对较小。然而，它们在推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先锋作用。
我称昆山杜克大学为中美关系动荡中的一盏明灯，上海纽约大学也是如此。正如辉耀所说，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高校也是很好的例子。香港也有很多这样的合资大学。广东汕头的以色列理工学院也是一所合资大学。甚至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也与北京科技大学，在南方有合作校区。
但关键是，中国将从合资大学或合作项目的增加中受益，例如四川大学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合作成立的中外联合学院以及其他类似的合作项目。
机会确实存在，但这些项目...我不能过于强调。尽管它们带来了回报，但这些项目的实施和运作都非常困难。我花了五年时间来推进这些项目，曾经的黑发现在已经变白。但我始终认为，这段经历既是最具回报的，也是最具挑战性的。
我认为，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值得为之奋斗。因此，我们现在拥有了昆山杜克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而宁波诺丁汉大学和西交利物浦大学也都在朝着成功的方向前进。他们已经证明了这一概念的确有效。教育部在这些项目中并不总是能够获得足够的认可，但他们在争取立法和规章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对其进行了修改和改进。
最重要的是，从我的总体感觉来看，大多数这些机构的学术自由承诺得到了大致90%的尊重。尽管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但绝大多数情况进展顺利，这也是他们能够持续存在的原因。他们正在履行其设立的初衷，引入新的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和国际师资，提升全球意识，教授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技能。这些都在积极进行中。
在我任职的五年里，每年都有1500到2000名访客来到昆山杜克大学，这些访客主要来自中国和外国的大学，他们来此学习让这些项目成功的秘诀。我们希望昆山杜克大学能成为一个知识转移和教育相关技术转移的平台。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昆山杜克大学的合作伙伴是武汉大学。武汉大学之前一直致力于文科教育。我们认为，通过学习昆山杜克大学的经验，武汉大学的文科教育水平得到了提升。
（本文根据嘉宾在全球化智库（CCG）与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AGTO）、“国际青年领袖对话（GYLD）”项目共同举办“中美青年人文交流”主题对话上的发言录音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