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任评说—浅析西汉名臣主父偃的人生际遇与功过是非​（一）

作者 康有鹏

主父偃剧照

编者按：老战友康有鹏先生退休后专注于汉史研究，撰写了大量实录解析文章在网上发表，尤其论述刘邦、张良等汉初风云人物的13篇文章受到读者热烈欢迎。近日，作者又对汉武帝“推恩令”的进谏与施行者主父偃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千秋功罪任评说——浅析西汉名臣主父偃的人生际遇与功过是非》一文（共三部分，近两万字），由《云卜堂》原创首发，敬请关注。

千秋功罪任评说——浅析西汉名臣主父偃的人生际遇与功过是非（一）

西汉武帝时代，曾经苦读游学四十余年，却怀才不遇、到处碰壁的齐人主父偃，辗转西入长安寻找新的机遇。大将军卫青多次向武帝举荐未果，穷困潦倒之际，主父偃只好向皇上直接上书。岂料，〝朝奏，暮召入见”！

令人难以置信，主父偃不仅被拜为郎中，且一年之内连升四级，官至中大夫。受到破格任用后，他屡陈治国良策，均被武帝采纳。尤其进谏施行“推恩令”，从根本上破解了“诸侯王坐大”这一困绕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难题。

然而，正是这位提出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阳谋”的功臣，后来却被武帝处死并灭族。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件？如何评价主父偃的历史地位？怎样看待他的功过是非？让我们以史为据，试作探析。

一、绝境求生，凭借宏论获殊荣。

司马迁《史记》将主父偃与平津侯公孙弘列为合传。据史记载：“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於齐”（《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可见，满腹经纶的主父偃人缘不佳，到处碰壁，亦无入仕无门！

史记开篇介绍主父偃怀才不遇后，接着写他：“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就是说，主父偃家庭也很贫困，向别人借贷也借不到。他只好又去北方燕、赵等地游学，亦未遇到人赏识和重用，想为王公做宾客都很困难。

（一）

在走投无路之际，主父偃这位年近华甲的沧桑老人，并未放弃理想追求，决定西入崎曲险峻的涵谷关，到盛世长安寻找新的机遇。史载：“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大意为，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主父偃认为各诸侯国都不值得去游学，就西入函谷关，去拜见大将军卫青。卫青多次向皇上举荐，而武帝一直也不肯召见。这时，他所带钱财已经花光，留居长安也很长时间了，诸侯的宾客们都很讨厌他。

困窘和万般无奈之下，主父偃决定最后一搏，便直接上书武帝。然而，喜出望外的是，他早晨呈上奏书，傍晚时分便得到皇上召见。这为他施展抱负才华，进而受帝赏识实现飞黄腾达的人生目标，打开了通往“九阙”之门。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亦在主父偃身上得以体现。他向皇上呈奏了九件事，其中八件涉及律令，一件为反对征讨匈奴之事。尽管疏奏篇幅很长，史迁仍原文收录了这篇书奏：

主父偃以纵横家的雄辩，单刀直入地写道：“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原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大意为，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深切谏言而广泛观察，忠臣不敢逃避重罚以直言进谏，所以治国良策才不会遗失却功名流芳于万世。如今我不敢隐瞒忠心，逃避死亡，以陈述愚昧之见，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过，稍微考察一下我的想法。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主父偃借用司马法说，天下已经平定，皇上高奏《大凯》乐章，春秋举行狩猎，诸侯们借此春练甲兵，秋整武备，以示决不忘战。况且发怒乃背逆德行之为，武器亦为凶恶之物，争斗是最低劣的节操。古代人君怒则必开杀戒，尸横血流，故圣君非常注意慎为动怒。那些凭借武力和战争取胜的人，没有不最终后悔的。

进而，主父偃以秦亡为镜鉴，陈述道：“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大意是说，秦皇用武力吞并六国，统一了天下，功业堪比夏、商、周三代之君。但求胜而不知休兵，竟又想攻打匈奴。丞相李斯用匈奴居无城郭余财，如同鸟兽飞翔迁徙，很难控制加以劝阻。李斯论证说，若派轻骑深入，军粮必定断绝；若携辎重军需，运力又难以为济。假使得到匈奴土地，亦无利可图；获得战俘百姓，也不能役使其守护国土；如果杀死他们，更非民之君父所为。这种使国力疲惫，而匈奴快意之事，并不是好的政策啊！

李斯煞费苦心的劝谏道：“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後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馀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就是说，秦始皇未采纳李斯建议，便派大将蒙恬进击匈奴，开拓千里江域，以达黄河为界，而这些盐碱地，却五谷不生。后来，秦朝又征集全国成年男子戍守北河，军队在风沙日晒中苦守十余年，死者无数，但始终没能越过黄河而北进。

秦始皇征讨之所以劳而无功，究其原因：“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於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粮饟，女子纺绩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大意为，秦皇征讨尚未成功，并非人马不足，武备不够充裕，而是形势不允许呀！秦朝又让天下百姓飞速转运粮草，从靠海的琅邪郡等转运到北河，运三十锺粮食才能得到一石。男人力耕不能满足粮饷需求，女子纺布绩麻亦难供给军需。百姓疲惫不堪，孤寡老弱得不到供养，道旁尸横相连，这大概是天下人背叛秦王朝的原因！

接着，主父偃又列举汉高帝吸取“白登之围”的惨痛教训，采纳和亲之策而止戈息兵。他说：“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边，闻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围’（刘邦大军被匈奴40万铁骑围困七昼夜）。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

主父偃在书奏中，借用《孙子兵法》得出结论：征讨匈奴劳民伤财，并不是好的国策。“古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适足以结怨深雠，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国，非完事也”（《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就是说，秦朝常聚众屯兵几十万人，虽然取得了歼敌斩将、俘虏单于之功，亦与匈奴结下深仇大恨，却不足以抵偿全国耗费的资财。这种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扬威国外而自我内心欢乐者，并非完美之策和好的事情啊！

接着，主父偃又以古代圣王之道，提出尚未开化的匈奴，劫掠是其天性，劝谏武帝应当慎下征伐之令：“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大意是说，匈奴侵夺劫掠是其天性，亦非一代之事。上自虞舜、夏、商和周朝，将之视为禽兽畜养。皇上您未曾借鉴先王经验，却遵循近世的过错，这正是我最大的忧虑，也是百姓的苦痛。

他接着写道：“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就是说，况且久战则会生乱，做事很苦亦会生变。由于边境百姓疲惫愁苦，才产生了背离秦朝的情绪，将帅和官吏相互猜疑，而与外国人勾结，南越王尉佗自立、秦将章邯叛变的惨痛教训，值得察鉴啊。

主父偃在最后写道：“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原陛下详察之，少加意而熟虑焉。”大意为，主父偃引用《周书》说：国家安危在于君王发布什么政令，国家存亡在于君王用什么样的人。希望陛下您仔细考察，对此稍加留意，应当深思而熟虑之。

（二）

据史记载：“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各一事”（《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大意为，这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都向皇帝上书，谈论当代的重大事项，每人各讲了一件事。

徐乐上书，亦是开门见山。他从秦亡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直入大汉面临的现实问题：“臣闻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进而论述说，陈胜、吴广乃一介平民，无千乘之国，无望族声名，无孔墨之贤，无陶朱之富，然一呼而天下震动，导致盛极一时的秦王朝迅速崩塌，这就是“土崩”！原因是什么呢？“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脩，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徐乐一针见血的指出，陈胜自己虽无优质资源可用，然其却拥有天下的负能量。从客观民情看：民困、下怨、俗已乱！从秦朝执政者来说：不恤、不知、政不修！对此，秦末统治集团麻木不仁和尸位素餐，陈胜正好乘势借力得以成功。岂不值得深思吗？！

那么，“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於中原”（《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就是说，“瓦解”--实乃“吴楚七国”之乱。声势浩大而貌视不可一世的七国叛军，之所以能够很快被平定，究其原因：“非权轻於匹夫而兵弱於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大意为，七国的迅速灭亡，并非权轻于普通百姓而兵力弱于陈胜，而是高皇帝恩泽尚未衰退，民众亦能安居乐业，因而诸侯们得不到外援。

由此得出结论：“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彊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大意是说，天下若有土崩之势，纵然是穷困的平民，只要有人首先发难，就可能使国家遭到危机，陈胜便是例证。何况还有韩、赵、魏等亡国之君追随着他呢！国家虽无大治，若真正没有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和劲旅起来造反，自身也不会很快被擒，“吴楚七国”之乱正是如此。“土崩”与“瓦解”这两种情况，是国家安危之本，希望贤明的圣上多加留意，而深刻予以考察。

徐乐在奏书后文，针对武帝年间，关东地区五谷歉收，百姓大多穷困，加之边境一带战争，民众将有不安的心境，认为不安便会流动，流动将会出现“土崩”之势，提出了解决的具体对策（从略）。武帝阅之，欣然接受。

（三）

西汉自陆贾、贾谊总结秦亡教训以来，政治家和史学家对此多有论述。齐人严安上武帝书，亦是通过回顾历史，批评秦统一后继续推行扩张之策。

严安在疏奏中说：“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jù），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向使（假如）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大意为，秦始皇吞并六国称帝后，消毁诸侯都城和用兵器铸钟，以示不再动武用兵。百姓以为遇上圣主，而获得了新生。假如秦朝能宽缓刑罚，轻赋税，减徭役，尊重仁义，轻视势利，崇尚忠厚，鄙视智巧，移风易俗，使百姓得到教化，那么世代都会安宁啊！

然而，秦皇并未实行如此新政：“秦不行是风而循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欲肆威海外…”（《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大意是说，秦朝依然因循旧俗，智巧奸猾之人得到重用，而忠厚诚信者却被斥退；法律严酷，政治严峻，阿谀献媚的人很多，朝廷天天听到的只是赞美之声，从而心满意足，想入非非，一心想扬威于海外！

秦朝超越原战国七雄的疆域，向一北一南两个方向不断推进。在辽阔的北方，“乃使蒙恬【注：秦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 而在荒蛮的南夷，“又使尉屠睢【注：秦大将屠睢率领50万大军分五路南征百越】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注：相传为秦代百越人对秦朝的主要贡献是构建灵渠）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注：秦将尉佗后任南越王】将卒以戍越”（《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大意是说，秦朝南北两面出击，极大的消耗削弱了国力。

因此，严安认为，这些举措是导致秦朝迅速灭亡的根原：“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大意为，这种状况到了秦二世时，严重的政治危机终于暴发，导致秦王朝的全面崩溃而最终灭亡。

（四）

据史记载：当主父偃等“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史记-平津侯 主父列传》）。

若仔细推究，主父偃上书时间为元光元年（前134年），而早在武帝即位之初，即建元三年（前138年），便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试图联络大月氏共同“灭胡”，后因张骞

意外被匈奴所俘方案落空。元光二年（前133年），武帝又集中30万精锐骑兵，派五位名将（其中有“飞将军”李广）埋伏于朔州山谷之中，企图诱骗军臣单于入侵马邑城，然后聚而歼之。但因“马邑之谋”败露，重大秘密军事行动功败垂成。

试想，从主父偃等三人疏奏的内容看，尤其是反对征讨匈奴、开疆拓土一事，明显有悖于圣意，但武帝竟发出〝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的感叹！遂对这几位有识之士全部任用，然并未采纳其策。而独占鳌头的主父偃，又在一年之内连升四级，由内史、谒者、中郎，直升至中大夫之位，成为武帝信任的“内臣”之一。这其中到底有哪些秘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