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這樣評價傅斯年：“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闊斧本領。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
作為一位有血有肉有骨氣的知識分子，傅斯年極其注重民族氣節，大氣磅礴，是非分明，敢愛敢恨；他又是一位具有真性情的人，真誠坦蕩，至情至性。
傅斯年和胡适
評論國民政府五院院長。當談論到孫科時，他說“猶吾君子也”;論及于右任時，他說“老黨人且是讀書人”;談論到戴季陶時，他說“阿彌陀佛”;而談論到孔祥熙時，他則義憤填膺地說“他憑哪一點”，
1938年，傅斯年擔任國民參政員後，常在重慶的集會場合高談國事。有一天，大家談到國民政府五院院長。當談論到孫科時，他說“猶吾君子也”;論及于右任時，他說“老黨人且是讀書人”;談論到戴季陶時，他說“阿彌陀佛”;而談論到孔祥熙時，他則義憤填膺地說“他憑哪一點”，衆皆愕然。
要知道，孔祥熙和蔣介石是連襟，質疑孔祥熙，那不等于捋虎須嗎？可是傅斯年毫無懼色，還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會，但也拿傅斯年沒轍。
後來，傅斯年抓住了孔祥熙A錢的劣迹，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蔣介石無可奈何，為了給國民一個交代，隻得把孔祥熙撤職。
傅斯年說：“我沒有證據怎麼能說那樣的話。”
有一年，在重慶為一個公債的案子，傅斯年在參政會上發言，講話結束後，他宣稱，他的話不僅在會場内負責任，在會場外也負責任，他願意到法庭上對質，與會者一方面欽佩他的敢言另方面也多少擔心他拿不出證據。
後來羅家倫去看他，問他為什麼在參政會說那麼大膽的話，傅斯年說：“我沒有證據怎麼能說那樣的話。”
接着他拿出兩張照片給羅家倫看，羅家倫這才明白他沒有“亂”放炮，而是言之有據。
勸胡适要保持名節，不要接受蔣介石邀請加入政府，他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
國民政府要在北方人士中補充一個國府委員。蔣介石曾與陳布雷商量國府委員人選，陳布雷對蔣介石說，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選，蔣介石提議說：“找傅孟真最相宜。”陳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與秉性，對蔣介石說：“他怕不幹吧。”
蔣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願當官，他很有信心地說：“大家勸他。”結果，任說客說破了天，傅斯年堅決不肯加入政府。
蔣介石死了心，轉而想拉胡适進入政府，希望傅能做做說服工作，結果傅也竭力反對。在給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說，兩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沒有了說話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說話的分量。“一入政府，沒人再聽我們一句話”。
他勸胡适要保持名節，其中有一句話極有分量：“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正是這句話，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頭。
麥克阿瑟到訪台灣，報紙新聞說："在機場貴賓室，敢與總統及麥帥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1949年盟軍統帥麥克阿瑟通路台灣，當時國民黨政府剛退守台灣，迫切需要美軍的保護，是以視麥克阿瑟為太上皇。麥克阿瑟專機到達台灣時，蔣介石親率顯貴政要到機場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場，傅斯年雖然去了機場，但表現出與衆不同的風格。
傅斯年
第二天重要報紙刊登的照片，當天在機場貴賓室就座的僅三人，蔣介石、麥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政要垂手恭候，三軍總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則坐在沙發上，口叼煙鬥，跷着右腿，潇灑自若。
當時報紙新聞說："在機場貴賓室，敢與總統及麥帥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李方桂說：“我認為，第一流的人應當做學問，第二流做教師，第三流才去做官。”傅聽後不但不惱怒，反而立即躬身作了一個長揖，邊退邊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中研院籌備成立民族學研究所，拟聘史語所李方桂出任所長，李方桂堅辭不就。中研院代院長朱家骅委托傅斯年前去說服。傅不厭其煩地勸說，結果李方桂說：“我認為，第一流的人應當做學問，第二流做教師，第三流才去做官。”
傅聽後不但不惱怒，反而立即躬身作了一個長揖，邊退邊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上司曆史語言研究所，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建立了影響深遠的優良學風--把收集史料作為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礎。
用他的話來說是："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他甚至直截了當地說："史學便是史料學。"
他認為："對青年是不應該欺騙的，治史學是絕不當說謊的。""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曆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抗戰勝利後，出任北大代理校長在重慶報刊發表聲明：“為保持北京大學的純潔，堅決不錄用僞北京大學的教職員，但學生經過甄别和補習，可以接受。”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的身份參加了在重慶召開的全國教育善後複原會議。會議就内遷教育機關的複原以及教育秩序整頓問題進行了讨論和議決。
傅斯年上任後，即委派北大教授陳雪屏與鄭天挺趕往北平，接收北京大學校産，為學校複原作準備。當陳、鄭抵達北平後，有一件麻煩事頗感頭痛。
這就是自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北大南遷長沙，占領北平的日軍利用原北大的校舍和來不及遷運的圖書裝置，成立了一個僞“國立北京大學”，并招生開課，對中國青年進行奴化教育。
湯爾和、錢稻荪、鮑鑒清等先後任“總監督”和“校長”，周作人出任僞北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著名古器物學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容庚出任文學院教授。
陳雪屏在北上途中已接到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指令，令其接收北平日僞各校的學生，辦理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
傅斯年向來痛恨知識分子不講民族氣節，他的先祖傅以漸是清朝的第一個狀元，在一般人看來這是非常值得誇耀的事情，但他卻以此為恥。
原因在于：傅以漸作為漢人沒有參加抗清複明運動，反而參加清朝入關後首次鄉試，直到殿試得中順治朝狀元。
300年後，當年狀元的後人傅斯年就任北大代理校長，他在重慶報刊發表聲明：“為保持北京大學的純潔，堅決不錄用僞北京大學的教職員，但學生經過甄别和補習，可以接受。”
并對外明确表态：“大批僞教職員進來，這是北大暑假後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絕不為北大留此劣迹。實在說這種局面下，胡先生辦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我幫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傅斯年一家
11月中旬，傅斯年到達北平，陳雪屏等人到機場迎接。傅走下飛機的第一句話就問陳與僞北大的教員有無交往，陳回答說僅限一些必要的場合。傅聞聽，大怒道：“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當場表示僞校教職員堅決不予錄用。
看到傅斯年的這個态度，那些在淪陷期間任過僞教職的人惶惶不可終日，特别是已入補習班任教的僞北大教授，四處活動，私下聯合起來以罷課相要挾，向傅斯年施加壓力。同時他們聯合起來向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請願，強烈要求入主複員後的北大，重拾教鞭。
為此，僞北大教授、古器物學家容庚還發表了緻傅斯年的“萬言書”，以示抗議和辯護。書曰：
庚獨眷戀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敗，無勞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書本不能寫作，二也。二十年來搜集之書籍彜器，世所希有，未忍舍棄，三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素性倔強，将以一試餘之堅白，四也。淪陷區之人民，勢不能盡室以内遷；政府軍隊，倉皇撤退，亦未與人民以内遷之機會。……，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則出而任教，餘之責也。策日寇之必敗，鼓勵學生以最後勝利終屬于我者，亦餘之責也。
針對容庚的萬言書，傅斯年毫不妥協，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再次聲明，對糾纏與詭辯者予以堅決的回擊。聲明稱：
一、專科以上學校必須要在禮義廉恥四字上，做一個不折不扣的榜樣，給學生們，下一代的青年們看看！北大原先是請全體教員内遷的，事實上除開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沒有内遷的少數教員也轉入輔仁、燕京任教。僞北大創辦人錢稻荪，則原來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是以現在僞北大的教授，在[與]北大毫無關系。
二、朱部長向我說過，僞北大教員絕無全體由補習班聘請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陸軍總部征調僞敵人員服務辦法，征調其中一部服務，不發聘書，與北大亦無關系。
三、北大有絕對自由，不聘請任何僞校僞組織之人任教。
四、在大的觀點上說，如本校前任校長蔣夢麟先生，如明春返國的胡适校長，北大教授團體及渝昆兩地同學會和我的意見是完全一緻的。無論現在将來，北大都不容僞校僞組織的人插足其間。
當記者提到青年學生時，傅慨然說道：“青年何辜，現在二十歲的大學生，抗戰爆發時還不過是十二歲的孩子，我是主張善為待之，予以就學便利。”并要“想習一切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幹幹淨淨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
傅斯年和蔣介石
對僞教授們的漫天叫罵，傅斯年的态度堅定：“我的職務是叫我想盡一切的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幹幹淨淨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
在傅斯年的聲明于1945年12月2日在北平《世界日報》刊出之時，僞北大文學院院長周作人在自己的日記寫到：“見報載傅斯年談話，又聞巷中驢鳴，正是恰好，因記入文末。”令周作人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寫罷此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就因漢奸罪被捕。
在審判周作人期間，周作人的老朋友、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遠在美國尚未歸國任職的胡适寫了封情詞懇切的長信，請求胡适為周說情。胡适回國後果然出具證明為周洗刷罪名。
但作為周作人的學生，傅斯年卻一點不留情面，反而責怪胡适，說他“到職之後，放下北大校務盡可不管，首先第一要務，急急忙忙地替他辦證明檔案”，并問這是“啥個哲學觀念作為依據”。
後來周作人惱羞成怒，寫信給傅斯年，擺老師資格罵他：“你今日以我為僞，安知今後不有人以你為僞！”
傅斯年将信撕得粉碎，回應到：“今後即使真有以我為僞的，那也是屬于黨派鬥争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可謂擲地有聲。
周作人
容庚是1924年北大研究所國學部畢業的研究所學生，留校任教一年後轉于燕京大學任教授，在學界是知名的古器物與古文字學家，影響很大。1928年8月，傅斯年在廣州備史語所時，打報告向蔡元培、楊杏佛請求禮聘的23名特約研究員中，排在李濟之後，名列第11位的就是容庚，就私人關系而言，容與傅本來也沒有什麼隔閡。
可今非昔比，作為知名學者，容庚淪陷期間出任僞北大教職，大節有虧，眼睛揉不進沙子的傅斯年當然不會饒恕他。
當容庚來到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找到傅斯年欲當面理論時，傅拍案而起，指着容的鼻子大罵曰：“你這個民族敗類，無恥漢奸，快滾，快滾，不用見我！”當場命人将容氏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濘遍布的馬路上。
第二天，《新民報》登載此事，标題曰《傅孟真拍案大罵文化漢奸，聲震屋瓦》。
後來，容再度拜訪，表示要謝罪改過，重新做人，傅斯年才勉強作了接見，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頭土臉的容庚隻好托李宗仁的關系準備到廣西大學任教，後未成行，轉聘于嶺南大學，終其一生，再也沒能邁進北京大學的門檻。
後來有人在報紙發文盛贊傅斯年：“先生說出了四萬萬五千萬人，所欲說而不能說又不敢說的話，既高明又勇敢，更熱情。”
當時也有很多朋友勸處于風口浪尖上的傅斯年：“樹敵太多，有什麼好處？”
傅斯年怃然歎道：“如果我同意了，如何對得起西南聯大的教授們？他們不就白白做出犧牲了嗎？”
于是，面對僞教授們的漫天叫罵，傅斯年的态度堅定：“我的職務是叫我想盡一切的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幹幹淨淨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
得悉抗戰勝利，傅斯年從聚興村的住所裡出來拎着一瓶酒，來到街上邊飲邊走，他還拿着一根手杖，挑着一頂帽子亂舞。
左三為傅斯年
抗戰勝利，消息傳到重慶，那天晚上，傅斯年“瘋”了，他從聚興村的住所裡出來拎着一瓶酒，來到街上邊飲邊走，他還拿着一根手杖，挑着一頂帽子亂舞。
當時外面都是狂歡的市民，看到傅斯年這位海内知名的大學者如此“聊發少年狂”，不禁大笑不止。事後，傅斯年對夫人俞大彩說：“我現在方知舊戲中人見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
傅斯年見人就擁抱，就親吻，蹦啊，跳啊！“大家都kiss胡木蘭，胡木蘭也偶爾回敬，”傅斯年說：“我沒有kiss邵先生的夫人，邵先生還見怪，其狂如此。”
傅斯年見到熟人，上去就砸上一拳，被他砸的段書怡後來說，他簡直吃不消。吳鼎昌告誡傅斯年說：“你不要太興奮。”傅斯年不管那麼多，将吳鼎昌一搖再搖。
又到參政會，沿途一直大叫，實在叫不動了，他才回家睡覺。
第二天下午，羅家倫來看他，他躺在床上爬不起來，連說：“國家出頭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沒有了，買又買不起，晦氣！晦氣！”
傅斯年因為身寬體胖，鬧出過不少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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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他和李濟從宜賓回重慶，可他們乘坐的小火輪沒有客艙，更談不上官艙和大餐間，傅斯年隻好和兩名船員商量，請他們讓出自己的鋪位給他和李濟，可是房間太小，兩個鋪位離得很近，再者房間還有五六個不執勤的船員在睡覺。
第二天傅斯年和李濟這兩個胖子互相埋怨，都說對方鼾聲太大影響了自己休息，不成想在場的船員對他們說：“其實兩位先生的鼾聲都不小，吵得我們一夜都沒有睡好。”
覺醒年代劇照，扮演傅斯年的張藝文（家有兒女裡滑鼠）太像了
又有一次，傅斯年、李濟還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慶參加一個宴會。宴會結束，主人特别為他們三個人雇好了滑竿。六個擡滑竿的勞工守在門前。第一個走出來的是裘善元，勞工們見他是一個大胖子，大家都不願意擡，于是互相推讓。第二走出來的是李濟，剩下來的四個勞工看比剛才出來的還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讓。
等到傅斯年最後走出來的時候，剩下的兩個勞工一看，吓了一大跳，因為傅比剛才的兩個人都胖得多，于是兩個勞工擡起滑竿轉頭就跑，弄得請客的主人甚是尴尬！
還有一次，傅斯年在昆明乘人力車，而人力車夫拉起車來總是跑得飛快，如果遇到下坡路，幹脆把車把用胳膊一抱，兩腳朝天，一沖而下，這回傅斯年又胖又重，走到有名的“逼死坡”，車子疾馳而下，不料“翻車”了，傅斯年被摔得四腳朝天，車子好像也不好使了，車主人不僅不道歉，反怪傅斯年太胖太重，要他陪車錢。
雖有醫矚和夫人的限制，但體重超标的傅斯年還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傅斯年患有高血壓，醫生叮囑要忌鹹忌重油，傅斯年一段時間每頓飯隻吃一碗白飯，再配上一片木瓜或西瓜，時間一久，傅斯年受不了，常常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吃飯時不時将筷子伸進夫人或孩子的碗中解解饞，夫人看他也怪可憐的，不忍心制止他。
出去開會或接洽事宜則是他大快朵頤的好機會，他常常借機繞到附近的餐館或食攤上買上一大堆山東煎餅或肉包和同僚們大吃一頓。
在擔任台灣大學校長期間，有一次他從校長室出來，看見他的秘書那廉君正在和同僚吃東西，傅斯年走了過去，一隻手搶過那廉君的面包，另隻手搶過另一個人手中的鹵肉，“面包夾肉，正是好吃的三明治。”他邊說邊吃，笑着走開。
還有一次，傅斯年從體育場看運動會回到辦公室，對那廉君說：“糟了，剛才我在體育場鱿魚攤上吃了一碗鱿魚羹，把煙鬥丢在那裡了。”那廉君說：“這好辦，我去取。”傅斯年一再阻止他說：“我自己去取吧。”結果他又跑了一趟體育場，把煙鬥取了回來。據目擊者說，傅斯年到體育場後又吃了一碗鱿魚羹。
傅斯年在工作
在民國知識分子中，傅斯年有學問，有血性，有風骨，有氣節，有修養，個性灑脫，甘守清貧，活得真實，活得精彩，一生都堅守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底線。
李敖在《李敖有話說》中講了這樣一段話:"有一個學生領袖傅斯年，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适要采取跟國民黨并不很合作的态度。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這個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裡面的自由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