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題為“王先明：以實證研究為基石 以體系建構為旨歸——簡評許檀著《明清華北的商業城鎮與市場層級》”
王先明，南開大學傑出教授，曆史學院博士生導師，曾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專家，國家教材委曆史學科專家委員，主要從事近代中國鄉村史研究，出版學術著作多部，代表作有《中國鄉村建設思想百年史》《二十世紀的中國鄉村》《鄉路漫漫：20世紀之中國鄉村（1901—1949）》，《走向社會的曆史學——社會史理論問題研究》等。在《中國社會科學》及《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國史研究》等權威曆史學雜志發表論文180餘篇。
《明清華北的商業城鎮與市場層級》（許檀 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04；下稱《華北市場》）一書作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作品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甫一問世即受到學界廣泛關注，頗多贊評。這是我意料中的，因為我比較早就有着先睹為快的經曆。當年在京城一處幽靜的飯店内，作為任務集中審讀書稿，這部作品就給我以很大沖擊和震撼。盡管書稿匿名，但事實上屬于一線的學者及其作品，其研究領域、學術造詣和作品特色，以及話語表述等，已經自成風格，卓爾不群，我當時就斷定這部優秀的書稿一定是許檀教授的大作。
後來捧讀散發着油墨香氣的成書時，自别有一番感觸和欣喜之情。即使再度品讀，它仍然有着引人入勝和令人掩卷深思的魅力。其深厚的學術功力、精審的史料比勘、細密的實證分析和嚴謹的體系建構，着實讓人歎服。就此，談點個人讀後感想。
一豐富而精緻的史證比勘
正如作者所言，在商業城鎮或區域史領域，既往研究已經形成了相應的分析模型和等級劃分的建構架構，其相關的思維和方法影響廣泛。與此不同的是，《華北市場》是基于實證的研究成果，作者力圖将相關的理論建構“更好地運用到中國傳統城市與市場的實證研究中，進而對明清時期的曆史實态有更加具體翔實的了解”。而曆史實态的呈現和描述，必然基于豐富而紮實的史料。問題在于，雖然學界普遍關注的流通樞紐城市和基層市場有大量的資料可據，而地區性商業中心的資料則十分缺乏，而且在北方地區尤為突出。如何突破這一制約研究的瓶頸，這是作者必須面對和着力解決的首要問題。正是由于史實所限，地區性的商業中心的規模、程度以及商業城市的分布和區位格局，缺乏具體而翔實的研究，盡管這一論題重要，卻長久未有真正的成果面世。為此，《華北市場》的作者以十多年的艱辛努力，搜尋和整理了十多省的幾十個縣的商人會館碑刻資料，在對這些豐富而散亂的碑刻資料的比勘和解讀中，發掘出隐含其中的商業資訊，成就了人所未見、人所未言的學術識見。
碑刻史料之外，稅收資料包括關稅和地方商稅的相關史料也是《華北市場》一書的基礎性史料。但地方商稅的檔案史料較少，很多散見于地方志或相關地方文獻中，其擷取和整理亦頗不易。著者将這些難得的史料與正史、文集、筆記、商書、賬冊等文獻進行甄别和比勘，在對史實細繹詳解中完成了許多個案研究成果，将這一論題挖掘到相當的深度。在該書主要參考文獻中，作者所列的相關主題論文就達20篇之多，在某種意義上，它們從學術深度上奠定了此書的根基。
史料的豐厚以及史料來源的多樣性、互補性構成《華北市場》一書的顯著特色。這一論題所涉内容無論是城市人口、商業街市、稅關布局還是店鋪行業、貨物流通或銀錢出入，都是在各種史料的對勘中提取出的可以征信的史證，從看似瑣碎的各種資料中尋求出可以展現曆史實态的内容。一般來說，大量資料資料的出現和物品、店鋪的名号的排列會影響閱讀的快感，滞礙思想的流暢，但《華北市場》卻不存在這一問題。我想，關鍵在于研究者對于豐厚史料的内化——将看似瑣碎的大量資料、實證史料通過學理性的消化，既具象化為曆史情境，也抽象化為曆史論旨，完美地呈現了特定時期的曆史實态。
二平實而精審的對話與辨析
真正的學術研究始終是站在前人研究基石上的新的攀登，學術創新亦是在與既有學術思想和理論的對話與辨析中前行的。《華北市場》對于前人研究做了相當系統和全面的梳理，并在學術研究的前沿論題上展開自己的研究。由“緒論”可知，《華北市場》總結了30多年的“明清時期商業城鎮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逐漸聚焦于“華北地區的相關研究”。前人許多學術卓見和成熟的理論，構成該書展開的前提，同時，也為許教授的研究搭建了相當寬闊的對話空間。可以說，各章節下每一個學術專題的讨論，都是在與既有研究的對話中展開并延伸的，讨論、辨析、汲取、提升的學術對話，使《華北市場》一書，充滿了與前人對話的鮮活感和獨立思考的深刻性（比如第80頁在關于“山東省會濟南及其商業特色”的讨論中對陸敏、趙樹國學術研究的讨論、辨析等）。
當然，更直接的學術對話展現在對施堅雅理論的辨析中。
正如作者在“緒論”中所言，“‘施堅雅理論’是改革開放以後對城市史和經濟史學界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也是對筆者啟發最大的理論”。理論啟發隻是學術研究的觸點，理論模型的建構與曆史實态或曆史生活情狀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學術探究空間。《華北市場》首先在這一論域中建構了與施堅雅理論對話的空間。作者提出，施堅雅“最大的貢獻就是把地理學的空間概念、層級概念引入原本缺乏空間感和立體性的曆史領域，進而為我們開辟了一片新天地”。不過，理論的意義在于拓展認識的視野、在于宏觀指引，或者更多地在于提供分析的工具，即“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思維和分析方法”。是以，作者清醒地指出，“對于中國傳統城市和研究不能隻停留在模型建構和等級劃分上”。《華北市場》的着力點就在于“将施堅雅理論更好地運用到中國傳統城市與市場的實證研究中，進而對明清時期的曆史實态有更加具體翔實的了解”。
在真正的史學研究者面前，任何理論的力量都要讓位于曆史的事實；對于理論的尊重不等于理論上的盲從。求真是曆史學最本質的學科訴求。是以，我們在閱讀《華北市場》一書時，能夠從中體味到它借助于精詳的曆史實證和鮮活的曆史事實，與施堅雅的理論解說形成的學術對話——當然，對話和辨析都是在平靜的叙事和精審的實證中完成的。
一方面，《華北市場》以施氏的區系理論切入論題，就其對中國8個層級劃分等級提出質疑，認為這一理論模型不僅在學術研究中難于操作，而且也與曆史實況頗為疏離；另一方面，通過平等對話和辨析，《華北市場》提出了自己的诠釋體系。此外，在華北區域範圍的鎖定上，也形成了與施堅雅不同的讨論和對話。正是在與前沿學術理論和研究的對話和辨析中，《華北市場》一書達到了一個新的學術高度。
三基于實證的宏觀建構
就學術研究取向而言，《華北市場》屬于實證研究，而且尤以個案研究見長。無論是對于行政中心城市的比較分析，還是對于商業城鎮類型的歸類和量化分析，抑或對于華北商業城鎮的空間分布和市場層級的研判，都是立足于個案考察的實證研究。個案考察及樣本選取當然并非随意而為，其中蘊含着研究者的學術追求和對于華北市場體系建構的整體思路。個案研究的樣本選取當然要受到資料的制約，令人歎服的是，研究者并沒有被動地受制于資料，而是通過積極努力搜救碑刻資料突破了既定史料的局限，在個案樣本的選取上赢得了主動。接下來對十多個商業市鎮的研究，都奠基于碑刻資料之上，由此而形成的創新價值不言而喻。
基于個案研究的《華北市場》一書，分别對十多個城鎮的發展脈絡、商業規模、商業結構和腹地範圍進行了具體翔實的考察，但個案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們各自處于華北商品流通的重要轉運節點，在市場輻射和貨物流動範圍方面，形成了互相支撐、互相關聯的結構性關系，亦即，看似孤立的個案實際上是著者整體建構華北市場體系中的關鍵節點。堅實的個案研究，被置放于整體研究架構中，全書分為三編，即以流通性樞紐城市、地區性商業中心和基層市場為三大層級。正是在對一個個樣本深入探究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華北市場》一書實際上建構了一個與施堅雅模式不同的華北市場體系分析架構，提出了一個宏觀理論诠釋體系。
《華北市場》一書堅定地認為：“施堅雅的1843年華北中心地的等級－規模分布主要依賴理論推衍，故而與清代中葉的曆史實際相差較大。”是以，著者不僅超越了施堅雅對中國區域曆史的理論認知，而且借助于紮實精詳的實證研究，建構了一個了解和诠釋中國華北區域史的宏觀模式。正如其結論所言：“這一城市體系的形成，反映的正是發展中的市場體系對傳統的以行政等級為主的城市體系的突破，以經濟功能為主的新城市體系的形成過程正是中國經濟近代化、市場化程序的重要内容群組成部分。”事實上，它也提出了一個了解和認識中國前近代曆史發展脈絡和特征的理論認知模式。
四對于華北區域史研究的啟示
我們知道，區域史研究伴随着社會史、文化史、現代化史、城市史的複興而興起。華北區域史是成果頗豐且具有特色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成果十分豐富。然而一個令人頗感困惑的問題是，“随着‘華北’概念的産生，這個概念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學術研究中。嚴格說來，‘華北’概念在學術研究中的運用隻是一種學術的想象，不僅因為古代并無‘華北’這個概念，更因為關于‘華北’概念的界定及所轄區域，學術界至今沒有達成一緻意見。作為一種學術想象而非固有的概念，民國時期的‘華北’概念一直處于變動中，對于不同學者而言，其意涵亦不相同”（仲偉民、王正華：《作為區域的“華北”：概念淵源及流變》，《天津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第141頁）。在對華北區域史研究梳理程序中，我們不難發現，學術研究實踐中的“華北區域史研究”或者說屬于華北區域史的學術研究，的确歧義紛呈，指稱不一。在界分華北地域的要素方面，學者們并不一緻，各有所持：如有從政治制度、市場經濟着眼者，有從社會文化慣制切入者，還有從曆史地理或自然地理角度劃分者，等等。顯然，總結華北區域史的發展脈絡和特點，建構具有華北區域特色的研究體系和方法，探索該區域發展在全國乃至世界現代化發展程序中的共性和個性，注重對中國社會經濟多元化的發展模式的探究，是推進和提升華北區域史研究的基本方向。對此，《華北市場》一書的努力對于我們亦頗多啟示。
《華北市場》并不過于拘守“華北”概念，而是依據學術研究需要靈活設定，它特别強調“本書所謂‘華北’指位于華北平原的冀魯豫三省，就區域而言，這一界定并不完整”。但之是以如此，除研究的客觀條件所限外，還因為“施堅雅的華北區域”的設定所緻，“做這樣的界定也便于與施堅雅的‘華北’進行比較”，進而形成規範意義上的學術對話。這保證了其學術讨論的話語空間的穩定和連續，也通過論域範圍的聚集而使得論題更為聚焦。
如果過于平面地展開整個華北區域，并不利于問題的讨論，畢竟許書研究主旨在于動态性揭示“明清時期發展中的市場體系對原有的以行政等級為中心的城市體系的突破”，這一突破，事實上展現着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的曆史性變化，凸顯着明清時期中國城市發展中的重要變化，當然這一變化也是中國社會轉型或近代化程序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這一曆史變化和持續變動态勢，并不能也不會均衡地展現在華北範圍所有區域内。然而，正是這些標明區域所形成的同質性，以及内在緊緻的市場關聯，決定了其之是以為華北區域的特質，并以其穩定性和連續性，使其與别的區域發展特征相區分。
當然，從曆史長程來看，華北區域的界線曆時而變、因勢而易，具有變動不居的特征，尤其進入近現代以後。然而，此書的研究成果提示我們，無論華北的邊界怎樣變動，也無論人為設定的華北區域邊線如何繁複，但其内在結構的穩定性卻是由經濟市場的同質性決定的，亦即内在結構的穩定态和其邊界的流變态，共同建構了特定時期的華北區域。對此，研究者應該有着清醒而科學的認識。
本文發表于《南開史學》2022年第2期，第253-259頁，獲作者授權轉載。